也许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通的文化心理感受，人文精神问题引起了知识界广泛深入的思考和空前热烈的讨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对自身价值和社会角色的深刻反省和重新认定，思考和讨论本身就已经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 这场讨论是从“人文精神失落”这一未经论证的命题出发的。然而这个命题自身就是一个虚幻的神话。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人文精神的内涵并不一样，每个人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在各各不同中，又都倾向于这样一些说法： 人文精神是“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努力”（《读书》1994年第3期，11页）。 人文精神是“上升到人性来观察人类的痛苦，探索人类的命运，追求永恒”（《读书》1994年第4期，75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读书》1994年第4期，73页）。 所有这些得到普遍认同的表述都毫无例外地倾向于把人文精神与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等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关怀才算终极关怀？有没有一种完全脱离现存社会的理想式的指向终极价值的所谓终极关怀？终极关怀不是空洞抽象的脱离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形而上的观念形态，而是首先指向对现存社会的关注，并通过这种关注来体现的一种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是“一个在具体的，有必然性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丰富的现实过程”，而不是“一个个抽空了历史内容的抽象符号”（邹定宾《走出非历史化的审美误区》：《光明日报》1995.6.7），我认为，人文精神不是虚空的所谓“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而是首先体现在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具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上，这种关注可以是批判，也可以是认可，（人文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批判中，也体现在对现存社会的肯定认同中）但它首先指向现存的人，现存的人的价值，只有通过这种对现存的人，现存的人的价值的关注，才能达到对生命本体的更内在、更本质的追问。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场讨论是在一个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就会发现，讨论背后所隐藏的更本质的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生活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伴随着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平民化、世俗化，经济内容取代政治内容日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文化在改变着原先的一切的社会存在形态的同时也造就着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并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这种经济生活的变化相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引起的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即政治化心理向商业化心理的转变）和大众消费文化的空前发达并对高雅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长期栖身于政治的庇翼下，学统并未独立于政统之外，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消解和新的民间话语的确立，知识分子走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但并未立即克服传统农业文化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并没有立即摆脱长期形成的带有空想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并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自我表达机制。其文化价值取向仍与日益平民化、世俗化的现存社会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冲突。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的以平民为本位的人文主义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价值体系中并没有得到认可，而是以其旧有的政治理想主义来抵制以平民为本位的人文主义，在这种心态下，造成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错觉就是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它是以对大众消费文化和以平民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的否定为理论前提的。如果说是失落的话，也仅仅是原先的带有空想性质的政治理想主义的失落。事实上，人文精神并不是失落了，而是转型了，从空想的乌托邦走向了一种更为合理化的表现形态。 今天，知识界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建，并不是要脱离现存社会的文化背景来重新确立在许多人看来业已失落的原先的那一套所谓终极关怀，而主要的应该是走出人文精神失落的神话，走出这种虚幻的误区，“站在民间社会的视角重新反思清理我们的思想和传统”（《读书》1994年第3期，52页），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确立起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念，最终把“终极价值问题同现实的历史实践内容联系起来，把终极关怀融入经济内容为主轴的社会生活中去”（邹定宾：《走出非历史化的审美误区》在社会角色重新定位的同时确立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自我表达机制，这才是我们今天我们讨论人文精神问题的意义所在。 19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