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话录 为配合当代文学教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烟台师范学院、烟台大学四高校于1993年10月4日—25日，举行了“’93张炜文学周”。文学周期间举办了学术讲座二十余场、四场对话会和作品朗诵会；山东师范大学和烟台师范学院分别授予了作家张炜“名誉教授”。 这里节选张炜与四高校学生的对话录。 …… 问：您为什么很少写当代生活的作品，即“直面人生”？ 我大致一直写当代生活，但不能说全部作品都作到“直面人生”了。那是一种勇气，同时也是一种深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自认为对当代生活作出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而今天您的话对我倒是又一次提醒：读者往往要求一个作者更迅速更直接，要求一种淋漓尽致的效果。我想这不过分。 好的作家大概都有记者的素质。他的文字有时直接就是一次揭破，是关于这个时期的某种证词。 但我反对表面化地理解“勇敢”之类。艺术家的勇敢有时并不直观。要允许一个作家有他自己的艺术选择，有他表现上的独特性——因为不独特就不深刻，不深刻就很难谈得上“直面人生”。 看来作家仍然有别于记者。记者是职业性的。而作家始终具有超职业的意味。 观察一个作家是否能够“直面人生”，主要得看他对灵魂的揭示是否锐利，是否能让人心战栗。 问：您是否感到——独在高处的寂寞？ 不太感到。我知道您的“高处”是指精神上的，即平常说的“高处不胜寒”。 如上所说，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有了这样的感觉是不祥的。可怕的是不少人最后都走入了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就是过分的成熟，或者说不成熟。物极必反。 一个过惯了精神生活的人，到后来大多走入这样的倾向：越来越专注于一些抽像的东西，而对具体事物缺乏热情。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他就这样地走入了深刻也走入了荒唐。因为生活是具体的，真理也是由具体事物显现罗列的。对真理缺少了质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厌倦。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寂寞。 人寂寞是好的，但不是所有的寂寞都好。 有的寂寞是架式十足的寂寞，我没有它。 我认为朴朴实实地生活，为具体的东西而激动，这不但不错，而且很重要。 问：您的《融入野地》开头就写“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是否意味着您拒绝城市文明呢？ 我不拒绝。城市文明应该是好的、有意义的、健康的。城市也是“野地”一种。我是说“肆意修饰”不好。我反对的是“肆意”，而不是其他。 现在的城市管理者，其中有的并非懂得深思熟虑。他们在对待城市的过程中，往往带着某种偏见和执拗，更不用说野蛮和愚昧了。一座城市被搞得千疮百孔，就算糟踏了一片好的野地。 人们只看到野地上有林子、有花、有果实，就忽略了野地上还有村落和城市——它们只是人类种植的另一类花与果。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花果都是甘甜鲜美的，而不愿看到生涩或掺了毒素的。 问：您的《融入野地》观，是否是对现代文明的一次反动？ 如果人类进程大致是健康的、向前向上的，那么我那篇作品就不是有悖这种精神。 时代和人的精神常常被一种喧嚣所覆盖，而我作品中说的“拒绝”，就是针对这片喧嚣的。有人误把喧嚣当成一个时代的声音，这是大错特错的。喧嚣是不洁的泡沫，是时代水流之上浮起的一层腻苔。 我想提醒人：如何在这样一个时刻里信守、如何更深入地把握命运、如何对纷纭的世界有一个理解？…… 当然，它本身也有些复杂…… 问：有人说《融入野地》是超越文体的作品，而我认为它是散文…… 虽然文体并不重要，但它看上去总应该更像什么。说它是散文的多。而我自己只是想写一写自己的内心，如同一首长长的独白。 它的一部分是在医院里写的，出院后接着写……有很多感想、悟想，一直想写出来。这些年我写《九月寓言》等，在下面——田野——的时间长，与大自然交流多。整个写那部长篇的过程，就是我倾听自然之声的过程。我真的听到了它的一些声音——而这在以往是未曾听到的。我回忆这些，有一种很感动的情绪。我那时想为即将出版的长篇单行本写一篇长长的后记，但要说的话是说不尽的。于是我只得写一下感觉、悟想，由于不是在写具体的事物，因而才是长长的、有余数的、未言尽的。只有这样一篇东西才能配得上那部长篇。 这些年我在基层，在田野的跋涉中获得了一份过去没有的心情。怎样表达这个心情呢？很久了，我守着这样的心情，让它浸染着我…… 问：唐诗宋词也衰落了，那么现在纯文学的低潮是否意味着要更新？ 形式上更新的前夜的确会有一个品种的衰落。新的形式在孕育，种子在土壤中等待。可是纯文学的消沉却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问题。而且“纯文学”主要也不是形式上的一个界定。我说过，它主要是主题指向的严肃和重大。 如此重大的命题，是任何一种有出息的艺术都要关切的，也是任何一个大时代都要关切的。所以，纯文学的消沉主要问题不在于文学本身，也绝不是处于艺术形式更新前夜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间，人的精神上的萎缩现像。 物欲如果被倡扬得过分，精神上就必然被忽略。精神侏儒多了，纯粹的艺术就会沉寂。 问：电视机的普及有利有弊，但对纯艺术的影响是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