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文学界近些年来所谈论的热门话题，大都是经济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文学的困惑。 有人认为经济成为社会的中心之后，文学被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90年代由于通俗文学、纪实文学、消费文化、视听艺术大量涌现，严肃文学更加失去自己的地位，文学界有一种危机感，许多作家、评论家大声疾呼关注文学的生存问题。认为文学的发展“确有出现某种困境和危局的迹象”。 文学的危机引伸开来便是整个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是近两年来，知识界、文学艺术界讲得最多、炒得最热的一个话题。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来说就是：由于世纪末情绪的弥漫，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高涨，文坛上一片悲叹，小说界的主流是以冷漠为基调的“新写实”，“王朔现象”也成为放纵心态、玩世心态的典型象征，而文论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此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精神复归的呼声日渐强烈，文论家对世俗化思潮开始了严肃批判。 1993年《上海文学》自第6期始，连续推出批评家对话。王晓明、陈思和、陈平原等青年学者和评论家首先提出人文精神失落和危机的问题。《读书》杂志随后也连续刊载《人文精神寻思录》，接着不少报刊都发表有关讨论文章，《作家报》现在仍设有专栏，还在继续讨论“人文精神与文学”问题。其主要观点有： (1)对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社会精神世俗化强烈不满。文学危机说明公众文化素质普遍下降，标志着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 (2)对知识分子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社会中地位的急剧下降感到忧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中心和道德良知的地位不复存在，而被移向社会的边缘。文学的创造者处于物质上困窘不堪的境地。 (3)重新寻找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知识分子在商潮面前不能放弃自己的生活原则和违背自己的良心，应该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人格，保持“对知识的深深的敬意和虔诚”。保持“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努力”。 (4)“人文精神”是对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命运的终极关注或“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予以关注和追问，这不仅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的任务。文化关怀是指“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关怀一些经济不可能顾及而又是人的生命延续与发展绝对不可少的东西”（《上海文学》编者）。商品经济唤醒了计划经济下麻木已久的人的潜在能力和积极性，但对人的刺激是有负面作用的、社会需要制约，文化需要规范，这仅靠国家意识形态运作是不够的，需要有独立自主的社会舆论，这正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体现。认为中国需要人文科学对社会采取批判（关注）的态度，使社会更趋完善。 (5)为此，应该建立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体系。知识分子应返回自身，即知识分子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知识者的价值观念。 刘心武认为作家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他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温饱问题、出版问题，他要在可达性与可行性之间求得一个最大也最优的生存系数。完全不顾环境而放肆地“伤时骂世”，心无读者地“严雅纯”到底，他不是傻子必是疯子（《话说“严雅纯”》）。陈冲说：“人文精神”不是从天而降的观念，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出来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体上缺少“人文精神”，与其责备作家们失落了它，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找不到恰当的载体。对人本身的承认、尊重和关注必须是具体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升华出来的形而上的，但决不能是“终极的”。在这个具体的世界上，任何“终极”都是虚拟的。“终极”关注，即是需要某种智慧，那也只是不下注的智力游戏而已（《谁来养文人——釜底抽薪话“人文”》）。丁帆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失落”，使文化精英被挤出了话语中心。他们怀着悲壮的心情，试图构筑一道文化的“马其诺防线”（《失落与停顿》）。张颐武说，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 我的看法： 第一，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它受到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支持，和很多人（尤其是文化人）的认同，与近年来文学创作及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状况有关。 第二，从提高人的精神和道德，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对腐朽的拜金主义及其对社会的污染。这在当前来说是有意义的。 第三，但是我不同意把道德与文明同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把人的精神同人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把人文建设同经济改革对立起来，把文学同市场对立起来。从暂时和微观上看它们彼此都是有矛盾的，但从宏观的、历史的、长远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彼此依存的。道德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文明方式，是人类对生产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对文化艺术方式的选择。所以，把经济改革中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出现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视为一种灾难，和有些人把社会历史道德化、情绪化，把精神的、道德的、理想的东西绝对化的倾向，使之学院研究和思想交流的意义比它的现实选择和实际运作的意义更明显、更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