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继续存在，还是走向消亡？ 进入九十年代，临近世纪之交，人们的时间感、时间意识不知不觉地变得特别敏锐、特别强烈。仿佛只是从现在开始，一切眼前的东西倏忽都成为过去，一切当代的事物都在加速成为历史形态。这种时间感和时间意识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研究，尤其是时间概念十分突出的文学史学科；而对于以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当代”时间为对象的文学史（即“当代文学史”）来说，这种影响就更带根本性质，它甚至关系到这个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年轻学科是“继续存在”还是“走向消亡”的问题。当代文学史无疑受到了九十年代这个临近世纪之交的带有历史转折性质的年代的严重挑战；回答这个历史性的挑战，无疑也是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新的和带有本体意义的理论课题。 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应不应该写史？这本来就是长期以来困扰当代文学史界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学史的观念问题，进入九十年代，临近世纪之交，这个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历史疑问似乎已经由历史的发展暗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到下一个世纪，如今的当代文学史不可能再称“当代”，当代文学史自然就会“走向消亡”，不可能“继续存在”。这无疑是当代文学不能成史、不应该写史的一个最后的时间的（或许认为也是历史）证明。但是，问题是，在以后的世纪（不仅是下一个世纪），“消亡”的到底是“当代”这个纯粹的时间的概念，还是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全部？如果是前者，则不仅是文学史，而是所有的历史科学都在不断地调整“当代”这个处于变动之中的时间概念，但是，这种调整决不意味着因为“当代”的时间概念已经或者即将成为过去时态而抹杀这个学科的全部存在，恰恰相反，历史科学所提供的证明往往是以其独特的时间观念和对于时间的特殊处理方式，将曾经是属于“当代”的历史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从而使极富生机的“当代”史学科得以延续其生命的活力，在未来的学术时空中仍能保持其独立完整的学科形态。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中国古代许多由“当代”人所写的“当代”史并未因为到了以后的时代就同“当代”的时间概念一起“走向消亡”，不复存在，恰恰相反，这些数目众多的“当代”史，不但在史学领域以各自的方式显示其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整个史学大厦也在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建构的作用。证之历史科学，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它在未来的时代是“存在”还是“消亡”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或不全在于那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应不应该写史”的问题（如上所述，这个问题在史学领域已是不证自明），而在于如何恰当地处理“当代”这个特定的时间概念。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我以为莫过于将“当代”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以便保持其学科的全部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将“当代”这个与历史（也是文学史）的主体“共时”的时间称谓相对地“中立化”。目前虽然尚未找到这种足以取代“当代”的较为合适的“中立”的时间称谓，但是，这种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例如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概念等等），而且这种时间的“中立化”对于这一学科在未来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又是一件十分紧迫的和至关重要的基础工程。 在一个需要调整“当代”概念的世纪转折关头，强调保持“当代”文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非反对将“当代”文学史纳入“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从更宏观的角度编写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等），而是因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许多为前此时期的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因而这一学科本身也就具有一种不可替代也不应抹杀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例如这一时期文学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在“计划”体制下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及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时间内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全部历史行程等等，都是前此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同时也是以后时代所不可能完全重复的；更不用说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具体各别的特殊性了。宏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曰“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通史”当然也会关注这种特殊性，而且完全有可能凭借它的宏观视角的优势，把这种特殊性纳入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使这种特殊性在这一深广的背景下被描述、被阐发得更为突出也更为充分。但是，问题是，无论是那一种文学史的视角，在展示它的优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就会有它在观念和方法上的不可避免的制约和限制。它尤其不可能牺牲整体的质的规定而去迁就部分的质的特殊性，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部分的特殊性的消亡或由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部分的特殊性质。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者以“苍凉”来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显然就是以牺牲“当代”中国文学非“苍凉”或反“苍凉”的审美特征为代价，和无视其特殊性，将“当代”中国文学更为丰富复杂的美学内涵强行纳入论者所认定的整体的美学特征之内。即使是非“宏观”的非“整体”的断代文学史，“宏观”的“整体”背景和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和十分必要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否定非“宏观”的非“整体”的断代文学史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尤其是在断代的文学史中极富活力的“当代”文学史，更不应该也不可能抹杀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以“时间”的名义还是以“整体”的名义。 “当代”是一个开放的时间概念，在历史的进军中，它总是处在先锋的位置。而且这个先锋的角色随着时代的推移又总在不断地变换，任何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都可以站在这个先锋的位置上，代替刚刚逝去的时代而被称为“当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时间既在不断地“消逝”而这个时间概念又永远不会“消灭”。已经到来的九十年代和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无疑也是新的“当代”，文学的历史无疑也要在这个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当代”延续它的生命，呈现新的生命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史也不会“消亡”。一种新的“当代”时间的加入自然要引起既有的文学史秩序的变化和促使新的文学史格局的建构，已经到来的九十年代和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也全在于此。因此，研究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并非仓促地宣告“当代”文学史的完结，而是要以九十年代及随后的二十一世纪作为新的历史参照，使“当代”文学史在这个新的参照系统中获取新的理解和观照的视角，得以将学科的生命向未来伸展和不断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