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主任》看“文化大革命”后小说的艺术起点 “文化大革命”10年对小说的戕害，不光在“内容”方面，更在“形式”方面。由于为着“思想”的缘故可以丝毫不顾及艺术性，小说写作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消失了。尽管继续有冠以“小说”之名的作品发表，但我们很难如它自我表白的那样来看待它。因为，首先是在它们的作者的写作动机里，“小说”这两个字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也是无足轻重的，并不比泥水匠手里的瓦刀重要到哪儿去。其次，许多这类作品被叫做“小说”好像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其作者愿意这么叫而己，假如人们宁肯叫它们为论文、通讯、战斗宣言或者别的什么也未尝不可。 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小说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长达10年的巨大的艺术空白，所有人——而不单单是那些非小说的“文化大革命小说”作者们——都包括在这个空白之中，都没有逃出这个空白。这一点，只须阅读“文化大革命”后最初发表出来的那些小说，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看见。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普遍看作“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但是，就在这篇“新人新作”当中，那种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小说艺术的毁坏而存留下来的累累伤痕，不同样是历历在目的吗？我们可以认为，《班主任》表达了一种真正的反“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但是，我们同时又遗憾的发现，它在“形式”方面几乎同“文化大革命小说”一样糟糕！作者所掌握的叙事技巧是粗糙笨拙以至流于概念化的，作者的语言常常不自觉地变成了批判文章的语言，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十分表面而且存在明显的公式化弊病。 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从“补课”的起点重新谋求自己的发展，对小说来说，“补课”则是再次学会如何讲故事。这是一个极低的起点，然而却无可回避。《班主任》的艺术水准表明，在当时，对作家提出任何其他艺术要求，都是奢侈的，他们首先必须能够把一个故事讲得像故事，而不是像人物事迹介绍。假使中国的小说永远充斥着“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这类废话，我们显然是无法将它看作一门艺术的。总之，从艺术角度看，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不那么美妙。当然，这丝毫也不是个人的责任，不是哪一位作家的水平问题，它反映了当时小说的总体的艺术现实。 重新尝试讲故事 时隔一年，亦即到了1978年，情况有所改变，小说作者们已经意识到不能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写小说，而应该争取把故事说得有趣、圆络。他们开始比较在意情节的营造，并为此玩了一些幼稚的小花招。 例如，卢新华当年8月11日发表在《文汇报》的极其著名的短篇小说《伤痕》，虽然思想深度一般认为远逊于《班主任》，但其可读性较诸后者却好一些，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在情节动机中引入了天伦亲情这个因素，以此构成故事的“扣子”（基本悬念）。其实，正是靠这个构思，帮助《伤痕》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并赚取了他们许多眼泪。然而，由于作者的技巧终究不够精当，所以当他刻意追求制造骨肉为仇的悲剧效果时，便在处理某些小细节上露了马脚，关于晓华母亲的来信就是如此。此前，作者一直安排他的女主人公拒收来自母亲的任何信件，这是涉及到母女真正“决裂”的重要细节，但是，当情节进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忽然需要女主人公不再拒收母亲的来信，以便带来情节的转机；于是，这位作者做出了如下安排：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在这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了下去——① 显而易见，作者颇为得意，自认为找到了使女主人公阅读母亲这封至关重要的来信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母亲在信封上“改写了地址”，“从江苏寄来”而非发自她的居住地上海，于是“骗过”女儿，让她拆开了这封信。这个小花招一定让作者煞费了一番苦心，而且表面上看事情也交代得过去。不过，仔细推敲下去，女主人公拆开这封信的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尽管母亲“改写了地址”，然而通常来说女儿对母亲笔迹的熟悉程度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直觉，她不会只看见发信地址而忽略了笔迹。实际上，如果作者富于想象力的话，他无须玩弄这种“改写地址”的小把戏，而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促使女主人公阅读母亲的来信，同时又在情节合理性上无懈可击。问题在于，那时的小说作者在叙事上能够拿出的点子的确不多，一个小小的细节处理也总是弄巧成拙。 捉襟见肘的叙事能力在当时是小说创作遇到的一个主要艺术障碍。曾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名单上仅次于《班主任》，排列第二、三位的《神圣的使命》（王亚平，《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和《窗口》（作者莫伸，《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都存在和《伤痕》类似的毛病。 《神圣的使命》是一篇非常热衷于“巧合”的作品，但是这种“巧合”缺乏真正精致、含而不露的构思，以至于往往读者早已一眼识破而作者还在那里继续“藏猫猫”，既无聊又不免令人感到作者智商比读者还低。在这篇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几乎都莫名其妙地事先有着某种联系，但好像又都蒙在鼓里，比方说，杨琼（后来改名艾华）在父母压力下诬陷了白舜，而白舜儿子的老师吴正光则正跟艾华谈恋爱；这个吴正光一直不知道诬陷白舜的就是艾华，老公安王公伯虽然同时认识他们两个人，偏偏又不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作者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滑稽可笑的“秘密”，直到吴正光与王公伯在艾华屋里不期而遇，小说沾沾自喜地描写了这个“令人激动”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