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张德祥 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是在实现一种“解构”目标，从整体上来看，走过了一条“解构”之路，从冲破“禁区”到冲破“传统”，表现了极大的破除勇气。没有破除就不能前进，破除也就成为前进的一种方式，破除是艰难的。当我们置身在一片废墟之上，当一切规范都被我们踩在脚下之时，不无某种“前无古人，后无来看”的感觉，然而，我们却无法生存在这种“空旷”之中，我们必须重建，解构并不是终极目的。重建比解构更为艰难、更为麻烦、更为琐碎。 我们即将举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站在世纪之交，瞻前顾后，不禁感慨万千。 回眸二十世纪，深感近百年间，我们的“文”场（包括文艺理论批评领域）多半时间几乎变成了“武”场、战场，“打”、“杀”之声此起彼伏，批判口号不绝于耳，到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达于极至。虽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或者再往前延伸，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诸人吸收西学提出自己的文艺主张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批评不是没有建树、没有成绩，我们的许多学者、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或译介外国文论，或整理民族文萃，或陈述新说新见，自有其不可没灭的贡献；但是从总体上说，百年间常常是形而上学的否定压倒甚至代替辩证的肯定，消极的破坏盖过积极的建设。至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前，我们文艺理论数十年取得的不算丰富的成果，也被打着“革命”旗号的左爷们扫荡殆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才算有了转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策既定，文苑复苏，理论之花也逐渐绽出新蕊。于是乎，这之后的短短十数年间，“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文艺学引论”、“文艺理论教科书”之类新著纷纷出版；国外各种流派的文艺学、美学论著也以神奇的速度翻译问世。于是乎，美学“热”、文艺观念“热”、方法论“热”……“热”个不停，“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了又“新”，“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后”上加“后”，一时间令人眼花了乱，晕头转向；再加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专著和古籍注本竞相推出，以及每年在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上发表的文艺理论的批评文章铺天盖地……，所以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本世纪文艺理论批评最为热闹的时期，此种情景，怎不令人欣慰和鼓舞！至少有一点是必须大力肯定的，即我们终于从简单的否定、破坏的怪圈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正常建设的里程。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共处和建设的世纪！ 但是，在欢欣鼓舞之余，当冷静下来细细考察当今文艺理论的实际水平时，又觉得决不可过分乐观。其实，在热闹的背后，正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的文艺理论在理论与创作、古与今、中与西、知与思四个关系上存在着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的失衡或脱节，以至使我们的理论批评裹足不前，因此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至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在调整理论与创作、中与西、古与今、知与思的关系上使理论得到发展，求得突破。 就总体状况而言，目前的理论严重脱离于创作实际，大大滞后于创作实际。理论批评的所谓“热闹”、所谓“欢欣鼓舞”、常常限于“圈内。，甚至常常是圈内人自己带点盲目的良好感觉。理论与创作本应联系得最紧密，却隔了一层厚厚的墙。责任在谁？在理论，不在创作。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构想自己的理论著作或论文时，常常不是从对创作实际的考察研究中抽绎出命题，形成判断，得出结论，而是已有概念、范畴的演绎、推论。这所谓已有的概念、范畴，或来自前人，或来自外国。例如，目前许多人正谈得有滋有味的舶来品“后现代”，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们今天的国情、文情。就很值得怀疑。还有一些文章或著作把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老命题、老观念、老范式反复炒来炒去，象一个掉了牙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讲述一个掉了牙的故事。难怪许多作家一听到“理论”就本能地反感。这样的理论与他们的创作不相干，当然也就用不着关心它。有一位女作家在今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著文说：“说真的，我至今都还不明白许多文学中人对文学作品的衡量准则何以如此地僵化，教条和八股，一股子官僚作风的陈腐之气。他们总是热衷于将作品归纳到一种文学理论或者一种文学体系里去。比如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是马尔克斯式的还是昆德拉式的？是《红楼梦》式的还是《金瓶梅》式？如果某个作品易于归纳它就能够被认可，反之就不予认可。”（池莉：《写作的意义》）这个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我们的理论要想发展，就必须在与文艺创作实际的结合上狠下工夫。文艺理论与创作实际相脱离这一弊病是长时间里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根深蒂固的；因而要克服它，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以至于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理论批评必须紧紧地贴近创作实际，必须与作家结下亲如手足的情谊，并永远坚持下去。可喜的是，有些理论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这样做了。例如，陕西师大的畅广元教授倡导和组织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就某一位作家的创作和创作心理展开对话，一起研讨，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他们选择了当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五位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作为案例，作家的自我陈述与理论家的解剖分析相结合，写出了一本很有意义的书：《神秘黑箱的窥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这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际相结合的有益的尝试和有价值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