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浮沉

——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上海文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05 期

关 键 词:

字号:

      本文试图说明的“民间”概念,与当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众空间”(Public Sphere)并非同一个概念。本方学者在讨论这些概念时,是以西欧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市民社会为参照,指介于国家权威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公众的社会生活领域,人们以自主自律来治理政治生活,并与国家权威相抗衡。这些概念在东欧前政体时代和东方某些地区(譬如台湾)的知识分子中曾引起较强烈的兴趣,其内涵也根据接受者不同的环境而改变。

      本文提出的“民间”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以及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文化空间。当我们讨论它的定义时,只有在下列一点上,部分地吸取了东西方“民间社会”讨论者的观点:即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

      一、民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发生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民族形式”论争,正是当代文化格局变化的一个标志:民间文化形态的地位始被确立。尽管这一场论争的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站在五四以来由知识分子自己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光圈以内,面对着光圈外面漆黑一团的天地说三道四。也许是战争的炮火使这束凝聚在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光圈稍稍黯淡了一些,他们感觉出这光圈以外的黑暗中隐约闪烁着一些亮点,如萤如磷,知识者由此感到了不安。以前,二十年代的“普罗文学”和三十年代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中,甚至更早一些,五四初期“平民文学”的呼声中,知识分子也议论过民间的话题,不过那时候的大地沉默着,一切都由知识分子自己挑起话题,自己作出结论。然而这次不同了,战争唤起了民众的力量,知识分子不但清楚地感受到他们蠢蠢欲动的喘息、炽热的体温和强烈的脉搏,而且分明意识到在它背后是一片尚未可知的世界。

      1938年居住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还没有系统地公开他关于民间文化的想法,他只是针对理论上的老对手——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诘难。为了避开那些来自国外的政治对手所擅长的理论纠缠,他很策略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民族形式”,并且用“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加以修饰。很显然,毛泽东最初使用这些术语都是政治性的隐喻,暗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将形成①。可是在知识分子的眼中,这个术语代表了另外一种符号,那就是在抗战中崛起,并正在被逐渐接受的民间文化形态。

      根据西方人类学家的区分,文化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②。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以权力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通过学校教育和正式出版机构来传播的,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它拥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传统,虽然与封建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比较代表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抗战前,中国民间文化基本上被排斥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传统以外。

      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复杂之处。自上世纪末叶起西学东渐,打破了本土文化在庙堂与民间之间封闭型自我循环的轨迹。本世纪以来,学术文化分裂为三: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这三大领域包含的文化内容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文化格局的分化和组合而不断变动。譬如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起初只是外来文化的一翼,抗战后逐渐与地方政权相结合,1949年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既是知识分子的道统又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本世纪以来,它在西方文化和政治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分崩离析,五四以后又被激进的知识分子排斥在新文化传统以外,散落于民间,由一部分保守的知识分子默默地守护着,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到抗战,中国文化的三大领域基本处于割裂的状态下。在中西文化撞击下产生的国家政权由于旧礼乐制度已经崩坏,新的精神支柱尚未建成,内乱外祸,旗帜更替,文化建设收效甚微,统治集团始终没有形成过自己的文化,也没有成功地继承并改造了旧的文化道统(北洋军阀的尊孔,国民党政府提倡的“新生活”,都是一些失败的例子)。统治集团有的不过是一些关于统治的思想,或者说是体现了统治术的文化政策而不是文化体系。这一特征的最好证明,就是国家政权的文化建设始终排斥知识分子的参与,拒绝接纳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新文化传统,由此造成了抗战前中国文化的主要冲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企图用统治思想来统一文化与舆论,而知识分子则维护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新传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