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96～200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的发展态势，从原先 的持续高速增长状态走向缓慢增长阶段。由于中国是一个二元性结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 济减速大大压缩了经济结构的可调整空间，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源的闲置。其中， 当劳动力资源无法有效利用时，失业率的节节攀升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经济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 自己的观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具代表性的有：聂丹(1999)通过修正开放条件下的蒙 代尔—弗莱明模型来解释造成中国前两年短期总需求疲软的原因，以及为实现内外均衡而采 取的政策无法发挥效力的症结所在。华民和黄列(1997)构建了一个不断开放的存在多重二元 结构的中国宏观非均衡分析框架，阐释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特征和总量宏观政策无效的 根源。王晓鲁(2000)则从要素投入、制度变革、结构变动和宏观经济环境四个层面全面解析 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变量：要素投入、生产率和制度，测算出各自贡献 程度的具体数值并预测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其动力来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大多从宏观层面来解析中国的经济运行，而未深刻地揭示出 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机理。同样对于政策的分析，也未能基于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把 握。正如张晓晶(2000)所认为的，宏观政策调控要想有效，必须考虑微观主体对政策变量的 反应。中国当前处于“双轨过渡”阶段，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市场化主体的反应方式 是 不一样的，不仅如此，老百姓的行为方式更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此决定了深刻影响着 微观主体行为的制度变革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在这方面，近来，袁志刚 和宋铮（1999和2000）作出了重要的尝试。他们利用一个两期的迭代模型深入考察了中国居民 消费行为变异和养老金保险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借鉴袁、宋两人的分析思路，并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他们的分析框架，尝试构建一个 开放条件下消费行为和经济增长的跨期均衡框架，以便从更广义的范畴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的微观机理。而对制度和政策的分析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研究的框架思路 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至今逐步形成一个所谓的代表性主体跨期最优分析框架。将此框架拓 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能够有效融合经济发展中短期需求与长期 增长两大问题的核心变量，那就是：基于代表性主体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行为。这是因为，当 我们将代表性主体效用函数设定为产品与闲暇两种消费的函数时，会产生：(1)为追求效用 跨期最大化而形成跨期消费之间的最优替代行为（对消费的一阶条件，即欧拉方程）。其背后 隐含着最优的储蓄，在储蓄可以完全转化为投资（假定）时，就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促进要素。 很显然，短期内当期消费可以拉动需求，吸引投资，刺激经济扩张；长期内，由储蓄持续转 化而来的投资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2)同样的最大化过程中，当期消费与当期闲暇之 间的最优替代（对闲暇的一阶条件）决定着闲暇的对立面劳动供给的最优行为。从而，短期内 当期消费是刺激经济需求的因素；而在长期内，劳动供给则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促进 要素。 抓住消费这一核心变量，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近年来经济疲软的态势在本质上是由于实际 消 费偏离了最优消费路径的结论。因为，当消费无法真正刺激起来时，消费增加与工资增长从 而与劳动供给之间的正向关系不复存在，这是其一；其二，储蓄会过度增加，而在投资供给 与消费需求没有形成结构性对称的条件下储蓄也将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由此决定的经济扩 张和持续增长过程就会出现中断。 更深层次地，当我们思考消费为什么始终刺激不起来时，我们就需要去考察影响消费增长 率和消费水平的几个重要参数，它们是：跨期替代弹性、消费主观偏好率、消费与闲暇的份 额比率、生产力系数以及实际利率。下文中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将会表明，它们的变化将 深刻地影响消费者未来收入路径的变化及对其的预期。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即要想跳出预期收入路径陷阱和保持未来的高速增长，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来优化这些 参数的数值是极其必要的。这些制度变革包括教育制度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企业 家制度的创建等等。 三、模型分析与数值模拟 假定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存在三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各方面均一的本国居民可以自由地持有本国与外国资产，结果导致两 种资产收益在扣除风险溢价后的净值相等。而劳动力市场则相对封闭，劳动力在国际间无法 自由流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以时间单位衡量）来源于本国居民，且劳动力供给的时间总量 (i)是一定的。假定不存在投资成本和资本折旧，竞争性的厂商以w的实际工资率雇用劳动力 ，进行投资决策，然后以某种生产函数形式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任一居民都能够在资本市 场上通过股票形式购买该厂商未来的利润V。与之相对的是代表性消费者在追求个人一生效 用u（·）最大化时决定了自己的消费行为，即当前消费还是未来消费、当前消费产品c还是消 费闲暇(i—1)。其中，消费产品c既包括本国生产的产品，也包括进口贸易产品。而劳动力 供 给1被内生于消费闲暇(i—1)和效用函数u（·）中。为简化起见，所有的经济变量除特别说明 外 都采用人均形式。根据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构建如下模型： （一）消费者均衡
这里，为了下文具体的数值求解，我们假设效用函数u（·）为常见的固定相对风险规避函数 （CRRA型）即(1)式所示。(2)式表示该代表性主体面临的跨期预算收入约束条件。y、i和g分 别为人均产出、人均投资和人均政府支出。人均总资产q既包括人均持有的本国资产又包括 人均持有的国外资产，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时，两种资产的实际均衡收益r相等。式(2)中， 人均消费贴现总和（左项）等于本期资产收益（右一项）加上各期劳动收入的加权平均值（右二 项），它体现了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的思想。σ、β和γ分别表示跨期替代弹性、消费主观偏 好率以及产品与闲暇消费之间的相对份额，这些参数的大小取值深刻地影响着该消费者效用 函数的形式和大小，从而影响消费的路径，我们之所以采用无限期时域来描述代表性主体的 “一生”，从而将年青、中年和老年等时段包含在内是因为，以当期为起点，他无法预计自 己的寿命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