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4-0079-08 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以季度观察的中国GDP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13个季度低于改革开放3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9.8%)。中国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者都注意到这个减速趋势，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宣称这是一种结构性减速，承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从此以后不再可能回到两位数的增长率上。然而，在这个说法之下，其实无论是对于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还是相应的应对策略，都存在着颇有争议的不同观点。一个容易产生的分歧便是，这种减速究竟是供给方的因素所导致，还是需求方的因素所导致。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不仅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缺乏共识，无疑也具有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 具体而言，如果了解到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于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相关的供给方面因素所致，则属于经济增长问题，出路在于从供给方面着眼提高潜在增长率。而如果把减速归结为需求不足所致，中国经济面临的则属于宏观经济周期问题，需求刺激无疑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一旦把问题的原因弄错的话，特定政策建议只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本文从改革开放35年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关系入手，讨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供给方面原因，并通过比较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揭示以应对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手段解决长期增长潜力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与此同时，本文也没有忽略需求方面的因素，认为着眼于中国需求结构再平衡的改革，虽然不像供给方面改革可以直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却可以产生稳定宏观经济、抚平周期性波动的效果，同样有利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健康和可持续。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强调指出可以带来改革红利的若干重要改革领域，提出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减速及其相关争论 关于经济增长减速及其对中国含义的严肃研究，当属艾辰格林(Eichengreen)等人[1]的文章。他们的结论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终究会面临一个显著的减速，大量国别数据显示的平均减速幅度高达3.5个百分点，即从减速前7年6.8%的平均增长率，降低到减速后7年3.3%的平均增长率。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已经发生的减速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这种结构性减速，固然背后有着共同的规律，每一个国家的减速却仍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因此，一方面，把中国的减速现象放到这个案例库中，可以丰富一般经验，增加经济发展故事的多样性，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共同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把普遍性的减速规律作为一个参照系，也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特殊现象的深刻理解。 大多数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无疑都认可高速增长之后增长减速的必然性，这种现象自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毕竟，即使我们仅从一个跨国别的横截面数据观察，也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经济体不可能稳定实现3%以上的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取得5%以上的增长率却往往是可行的。但是，中国目前是否到了这个结构性增长速度减缓的阶段，有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林毅夫教授就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周期性而不是结构性的，因此他主张通过继续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种种问题的确给中国经济造成不利的需求影响，所以周期性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本文稍后则会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变化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引起了又一轮“唱衰中国”的舆论高潮。一方面，高明的经济学家也常常受个人偏好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不那么心平气和的预言代替耐心的分析；另一方面，乐于充当悲观预言家卡桑德拉的业余经济学家则完全不会在意分析的严谨性。恰好我们有两个例子，分别作为这两种悲观论者的代表。 有一类研究欠缺严谨的方法论，把研究做成像反复叫嚷“狼来了”的游戏，并且从不提供积极的政策建议，如同医生咬牙切齿地向病人形容后者将会遭受多么惨痛的疾病折磨，却不提供解除病痛的药方。例如，章家敦从人口趋势看到了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挑战，就急急忙忙地断言中国将取代美国的密歇根成为新的“锈带”的代表[3]，就属于这类研究。 另一类研究以克鲁格曼(Krugman)教授为代表，同样带着不客观的语调和武断的结论，如他冷冰冰地宣称，中国模式马上就要撞墙了，而且这个墙还不是普通的墙，而是中国自己的万里长城，而且他很武断地宣称，中国终究不会做出必需的政策调整，隐含的意思不外乎中国经济撞墙是不可避免的[4]。不过，克鲁格曼教授的这个逻辑终究是以认真的经济学思考作后盾的。首先，与30年前批评东亚模式相比，他现在懂得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次，他宣称当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即剩余劳动力即将告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再平衡，即显著提高消费在总需求因素中的构成比重，而是继续依靠过度投资，中国经济将会遭到严重的资本报酬递减。 从陈述劳动力转移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到宣称剩余劳动力耗尽以后必须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两者之间似乎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前者讲的恰好是经济增长供给方面的条件，后者讲的却是需求方面的平衡条件。而且，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消费需求比重的提高，只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2]。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减速是供给方面因素造成的，不能从需求方面寻找原因。不过，投资固然可以被看作需求因素，而从资本形成的角度，同时也是供给方面因素。从前一种意义来理解，中国需求因素三驾马车中，投资所占比重的确过大，需要提高消费比重。而从后一种意义来理解的话，我们确实要严肃对待克鲁格曼提出的资本报酬递减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