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4-0152-07 青春、冲动、感性、呐喊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的独特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三国两晋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王纲解纽”、“价值失落”是产生个性主义、主情主义文学的时代背景，各个种类的文学形态都受到了质疑，在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文学才能够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完成对于个人本位、个性情感的书写。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呈现着多样格局，体现着多元化的创作追求，存在着多向度的审美品格，但是，毫无疑问主情主义写作是当时的主要潮流，有着最大的影响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关于五四新文学，惟有用主情主义才能加以概括。注意情感是当时各个流派的共同特征，这是由五四这一历史青春期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说：“创造社初期的主要倾向虽说是浪漫主义，因为各个作家的阶层、环境、体格、性质等种种的不相同，各人便有了各个独自的色彩。只就最初四个代表作家来看，各个的特色便很清楚。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因而也接受了雪莱、恢铁曼、太戈儿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成仿吾虽也同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作品中，他又感受着象征派、新罗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气，他主张刚健的文学，而他却写出了一些幽婉的诗。在这几个人中，张资平最富于写实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初期作品还带着人道主义的色彩。”[1]这可以说是对创造社内部的多元化写作趋向与其所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的大致勾勒，笔者个人对于这种只注意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而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观点持保留态度，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作为主情主义写作代表的创作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主情主义 约瑟夫·T·肖在《文学借鉴与比较研究》一文中说：“文学影响的种子必须落在休耕的土地上。作家与传统必须准备接受、转化这种影响，并作出反应。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或者，换一个比方，嫁接的嫩枝要受到砧木的影响。”[2]主情主义并非创造社小说家们的独创，也不是留学归国的创造社同仁们从西方贩来的“舶来品”。朱寿桐在分析创造社对东西方文化选择性吸收过程时，认为创造社的思想根源在于其“从非常驳杂的传统文化中摄取了个人意志性和情绪性十分强烈的思想营养”[3]。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传统中国文化并非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秩序、规范、群体、理性等儒家文化特有的规则与理念经常受到来自其他文化地强劲冲击，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张扬个性旗帜，尊崇感性人生，敢于大哭大笑，对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加丝毫掩饰，这种新鲜活泼的生存方式的确令深受儒学规范束缚的奉“奴隶性人格”为处世圭臬的传统中国人瞠目结舌。创造社小说家正是从这一文脉中吸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为己所用，由此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着重于其中的“动的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精神”[4]和“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天行”观念[5]，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立足于自我意志情绪性很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基础。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合乎主体精神的养分，是郭沫若张扬主体性人格的必然结果。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创造社小说重镇之一的郭沫若面对传统时的自由心态，那种常人面对传统时的心理重负和谨小慎微心态在他身上一扫而光，这也是历史青春期的特有风采。由于郭沫若是从儒家、道家文化那里选择性地受到了“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的“动的”、“进取的精神”的陶冶，他便认为“儒道两家并无根本上的差异”[6]。郭沫若曾明确表示过他崇拜孔子“闻音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的那种忘我ecstasy的状态”[7]的个性品质，这就表明他对于孔子之道的取舍是从情绪感受方面入手的。对于道家文化，郭沫若最为推崇的就是庄子美学和哲学。庄子散文的汪洋恣肆的思想风格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的“齐生死、等物我”的哲学观念，使他产生了外国泛神论思想的联想，于是，他便将庄子称为“泛神论者”了。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领域真正对郭沫若产生了影响的，或者说真正能为郭沫若所吸收的，真正能够从深层感染他的“中国传统精神”，其实只是充满了意志性和情绪性的思想。他可以从理性方面进行分析，但真正的接受却只是情绪性的思想。在自觉的选择过程中，他体现了广泛意义上的“万物与我为一”的丰富的兼容性；他能够“于老子与尼采的思想之中，并发见不出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他们两人同是反抗有神论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的发展”[9]；他所看到的孔子也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10]。可见，他在从古代文化中吸取创作营养时，都是从情绪、情感、意志、能动性等方面去欣赏哲学家或者“伟大的天才”的，从抽象的精神角度去看这些哲人，他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说，他有意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别，而认同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情绪型的一面，这就成为了他主情主义写作的哲学基础。 成仿吾也像郭沫若一样，是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了有关意志与情绪的养分，从而化为自己的思想观念。他的社会和美学观念也许是最富有情绪强度的——“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11]。这种坚守真、善、勇的士气，是成仿吾从古代中国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正是这种“传统的士气”[12]武装了他富于反抗勇气的思想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