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4—0100—06 1920年10月，《新青年》8卷2号发表高尔基著、郑振铎译《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该文是世界文学丛书社第一次出版目录序言，论述了文学的思想实质和社会作用，译者称它是“高尔基的思想的结晶”，开启了高尔基文艺思想汉译、向中国传播的大幕。以1927年为分水岭，高尔基文艺思想在中国陡然升温，译介数量多，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远非其他俄苏文论家可比。高尔基文艺作品与思想的译介，贯穿瞿秋白文艺历程、思想演进的主要阶段，所占比重最大，资料搜集最全，涉及面最广，亦非其他俄苏文学家可比。本文回到瞿秋白文学理论的原初场域与文本空间，旨在于俄苏资源与中国语境的互动中探讨瞿秋白与高尔基的复杂关系。 一 瞿秋白视野中的高尔基 瞿秋白译介、传播高尔基的著述和思想，篇目上涵盖他不同时期作品，类型上融文艺作品与论文于一体，题材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具体而言，瞿秋白眼中的高尔基呈现为如下三幅形象。 (一)无产阶级普罗作家 虽然瞿秋白早期认为，高尔基部分创作脱离民众、带有“智识阶级”色彩，但总体视之，在他看来，高尔基是一位无产阶级普罗作家，创作了大量大众文艺作品，功勋卓著：文学内容上，高尔基的创作“一变文学的风气，从农民生活转入城市农工生活”，题材转变巨大，他常常描写“游民的无产阶级”式主人公，“他的文学是所谓‘出脚汉’的文学”①；艺术旨趣上，高尔基的作品紧密联系群众斗争，坚持普罗大众阶级的创作立场，视普通群众的劳动生活为艺术创作的主要源泉；价值追求上，高尔基这位“劳动贫民的作家”，具有人民性的理想价值追求，堪称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鼓吹者，值得推崇。 (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 在瞿秋白看来，高尔基的创作实践、文艺主张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一方面，通过区分两种真实，高尔基的文艺创作坚持现实主义能动反映论，具有突出的倾向性、鲜明的革命性，高尔基堪称“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高尔基的书却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②另一方面，高尔基的文艺创作绝非抽象说教，它遵循艺术的客观规律，人物塑造内涵丰富，艺术形象栩栩如生。高尔基具体描写、生动塑造了俄国式商人形象，《大灾星》形象反映了卖淫女对自己小孩的深深母爱，融鲜明主题、丰富内涵、生动形象于一炉。高尔基实践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到倾向性与丰富性、革命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值得肯定。 (三)革命者 瞿秋白认为，高尔基思想观念上支持革命，实际行动上投身革命，追求进步，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高尔基的一生恰逢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背景；“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成为高尔基的自觉追求，他编辑文化杂志、丛书，团结和组织革命同路人工作，政治意义重大，实际参与了革命；高尔基的市侩批判，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倡导集体主义，助益社会革命；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经常描写革命、讴歌进步，对中国革命尤具鼓舞价值，革命意义突出。在瞿秋白眼中，从思想观念、实际行动、文学创作等层面视之，高尔基堪称一位伟大的革命者。 二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的原因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是对象资源、阐释视界、现实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合适性、影响性、必要性等对接的认知产物。 (一)高尔基自身的主体因素 高尔基集文学家、革命家、评论家于一身，拥有“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二十世纪的但丁”、苏联“各民族文学之父”等光环式称呼，容易引发瞿秋白的推崇。 首先，高尔基投身革命的事实，生成了瞿秋白眼中的革命者形象。高尔基曾多次参加示威游行，起草讨伐沙皇政府的传单，受革命政党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多方筹措起义经费和武器，到国外宣传革命，数次被捕并屡遭流放，写作散文诗《海燕》等“革命的宣言书”，发表大量政论号召革命，参与创立培养革命家和宣传员的学校，这些事实建构了瞿秋白视野中的高尔基的革命者形象。 其次，高尔基辛酸的成长史、巨大的创作实绩，生成了瞿秋白无产阶级普罗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的认知建构。高尔基奋起于旧社会底层、深切体验苦难生活、自学成才的传奇故事，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真挚体验，表征一部无产阶级的辛酸拼搏、英勇抗争史，感人至深，催人上进。虽然高尔基一度由广受推崇到被贬低，但他的《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在底层》、《母亲》等作品至今仍收录俄罗斯中学语文课本，《在底层》依然是高尔基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并且常演常新。 再次，高尔基取得的文化建设巨大成就，生成了瞿秋白推崇的视域方向。高尔基曾长期主持知识出版社工作，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一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俄国作家，创办《新生活报》公开反对“私刑”、“权力的毒药”，“为学者、创作知识分子在改善日常生活条件方面提供了帮助”③，组织系列协会防止科学和文化衰落，保护一批受饥饿、寒冷和政治无常威胁的知识分子，为各界人士亲笔回信2万封，建立世界文学出版社，尽力抵制拉普等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家、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作品中丰富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沟通了俄罗斯文化的连续性，使其在文化界享有巨大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