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①一书的翻译者转述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的话，“《先锋派理论》是当今西方世界讨论先锋派艺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②。面对这样的判断，问题自然会呈现为，既然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使得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展开布赫洛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从亨廷顿谈文化冲突开始，全球化研究就渐渐成为美国知识界的重要课题。中东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直至今日的叙利亚危机，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对亚洲和非洲的问题尤其感兴趣，如何建构一个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已成为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任务。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下展开的。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最为矛盾的是，看似处于共时性全球化中的人们却很难了解彼此的当下状况。现时的美国学界正在继现代—后现代之后，对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和网络文化(network culture)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即刻现实(immediate reality)，在网络文化阶段，“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对工业社会同质性(homogeneity)的批评已经被纳入管理理论之中，原来工厂中被异化的工人也已转变为知识型工人。他们工作的灵活性使得他们具有了一定的‘自由’，并且他们作为具有创造性阶级的一员，具有一定自我表现的特权”③。与整体文化转变相应的是，处于网络文化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面对西方实时变化的学术现状，国内的艺术理论界正开始着手研究其动向，本文对布赫洛的研究也属此类。在这种当代性、全球化的知识话语中，问题应该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艺术批评家如何分析、认知和理论化西方当代艺术现象？在这个问题之下，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④的批评文本便是一个个案。 布赫洛作为美国《十月》杂志的编辑、《艺术论坛》近三十年的重要撰稿者，其对美国和欧洲当代艺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论坛》和《十月》已经成为美国当代艺术界最为重要的两本杂志，围绕在这两本杂志周围的批评家群体也成为北美当代艺术理论的制造者。以《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为核心的批评家及其学生已经成为美国当代艺术史及理论的中坚力量，布赫洛自1977年到达北美后便很快加入了这一核心批评圈。1994年，他以论文《李希特：历史主体之后的绘画》(以下简称《李希特》)在纽约城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罗莎琳·克劳斯便是其论文答辩委员会三位教授中的一位。在这之前，布赫洛已经成为《十月》杂志批评家群体的一员，其大部分文章也均发表于该杂志。 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美国当代艺术界通用的几大理论工具，以《十月》杂志为核心的理论家如福斯特(Hal Foster)、布瓦(Yve-Alain Bois)以及克劳斯都比较倾向于前三者。不同的是，布赫洛的德国背景使得他的批评方法区别于来自法国的布瓦和其他美国当代批评家。兴起于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成为布赫洛的重要批评工具，同时在他的文本中也使用了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不足。 布赫洛是比格尔前卫艺术理论在北美视觉艺术领域的推动者和重建者。如果说比格尔是前卫艺术理论的创立者，那么布赫洛则完善了其对前卫艺术的论述，并通过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分析纠正并发展了“新前卫”的概念。 一、标准化与去历史化的“历史前卫” 从布赫洛1984年11月发表的文章《被理论化的前卫》来看，他非但不是较早对《先锋派理论》一书展开讨论的一位学者，而且有些姗姗来迟。但是不可否认，他却是较早在英语世界系统评论比格尔著作、并沿着比格尔的理论框架继续前进的一位学者。1984年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一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距离它在德国的出版时间已经十年，期间就此书展开的讨论也已结集出版。但正如布赫洛所说：“一本迟来的翻译推动了对60年代晚期美学理论的批评性基础的反思。”⑤ 布赫洛对比格尔的批评虽然显得尖刻与犀利，却还是与一般的书评大为不同。西方杂志时常刊登一些对新近出版书刊的评论，它们或是对同行的无条件支持，如2001年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为布赫洛新书所写书评《托付于记忆》显然是一派赞扬之辞；或是作为持不同意见者对书中论点提出质疑，这类批评的作者往往将文章作为口头意见予以发表，之后再无下文。但是对于布赫洛，比格尔的理论自1984年之后就一直没有退场，直至2000年他出版《新前卫与文化工业》一书时，仍然承认比格尔的理论是其之前二十多年北美学术生涯的主要推动力。 布赫洛对比格尔理论的热情含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二战”期间被迫流亡美国不同的是，布赫洛1977年移居美国完全出于自愿，其中原因之一是他希望走出德国战后高度专断的民族文化身份结构，另一原因则是他强烈感觉到当代艺术批评和欧洲当代美学在当时西德的困境，而北美才是当代艺术的核心地带⑥。实际上从后来的批评事件看来，移居北美并没有缓和布赫洛作为德国人的民族身份感，相反，这使他将这种浓厚的民族身份感释放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将对法西斯的批判内化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一般，布赫洛将这种民族身份认同感转化为对诸多德国艺术家的个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