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怪力乱神的旧根性 《论语·述而》中曾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堪称是开中国文化人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探索自然规律，卫护社会正义的先河。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和社会史上，“怪力乱神”之类的鬼把戏又总是难以根除，一有合适的机会与条件便要死灰复燃，以至于酿成祸端。就连孔夫子本人，也没能彻底免俗，动不动就要摆出神道设教的神圣姿态来口诛笔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怪力乱神式的旧根性，鲁迅《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一文，曾有过颇为透彻的剖析：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吧，但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畀豺虎”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死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 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儿，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 大概是中国本土可供欺骗的“极端老实人”有增无减的缘故吧，在任什么事情都可以进行商业炒作的今天，不仅李洪志之流的法轮功可以一时间大行其道、大发横财，而且出现在文化人的口头与笔下的怪力乱神外加文化买办式的神圣话语，也大有行情见涨的势头。 二、葛红兵的神圣祭坛 自称是“青年批评家”的葛红兵，于世纪之交一连推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和《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等多篇文章，以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神圣祭坛向整个中国本土文坛撒下天罗地网。 戳穿了说，葛红兵两篇《悼词》的矛头所向，就是被推上神圣祭坛先予以神化再施以牺牲的鲁迅；其他的文坛中人，无非是鲁迅的陪祭。葛红兵之所以要对鲁迅痛下杀手，就在于鲁迅迄今为止，一直是中国本土文坛无人超越的最为崇高也最为巨大的存在。 葛红兵用以裁判并牺牲鲁迅诸人的“批判的武器”，第一款是“西方”的宗教神圣之“魔”与“本土”的宗教神圣之“道”的二元对立：“鲁迅的《野草》单独看无比伟大，太本质了，它将人的内在表现得很本质、很地道，但是和尼采一比较，我们就发现太多的相似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等等，在中国是独创的文体，但是跟果戈理、安特莱夫等的血缘联系就使它们逊色了一截。只要我们看清了胡适和庞德，曹禺和奥尼尔，冰心和泰戈尔，巴金和左拉，艾青和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等等之间的特殊关系，上述中国作家在文体上的成就我们只能降一级来看。”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被葛红兵推崇为“巨人”的萨特的《苍蝇》，原本就取材于他的祖国之外的古希腊悲剧，其“文体”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尼采所谈论的话题则更多地取材于古代诸多民族、诸多国家的神话传说。奥尼尔、泰戈尔诸人的作品也并不都是无本的独创或原创。同样是对于人类所共同的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放在西方的萨特诸人身上，就没有“只能降一级来看”的待遇；放在中国本土的鲁迅诸人身上，便额外附加了一条“只能降一级来看”的绳索。拥有着怪力乱神加文化买办式的两套标尺、两套准绳的葛红兵，与逝世半个多世纪的鲁迅争神位、争牌坊的“司马昭之心”，堪称是昭然若揭。 相对而言，葛红兵几年前发表于《文艺争鸣》的获奖论文《非激情时代的暧昧意象——晚生代小说的主题》，虽不算通达，却并不失为呕心沥血之作。到了两篇《悼词》中，才开始透出杀伐之气：“二十世纪中国，有的只是两种写作。一种是青春冲动型写作，写感性、写冲动，以情感为中心……另一种则是思想型写作。”在谈到第一种的以郁达夫、张资平连同早期郭沫若和当下的所谓“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青春冲动型写作”时，葛红兵并没有把文学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分成两说；当萨特“借《苍蝇》《赃手》两剧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出之际”直接进行政治宣传时，葛红兵更没有指出其“思想的价值大于审美”的“共同欠缺”，反倒看到了“人家那是二十世纪的良心”。然而，一旦谈到鲁迅诸人的所谓的“思想型写作”，就有了把“审美理想”的宗教神圣之“魔”与“生活理想”的宗教神圣之“道”分成两截的二元对立。葛红兵斥骂鲁迅们为“‘卖身契’写作”的怪力乱神加文化买办式的“司马昭之心”，再一次暴露无遗。 葛红兵如此这般上下其手的大变戏法，到了《跨国资本》中，便有了更为透底也更为老到的轮回式重演：从神化到招安。 葛红兵也真是乖巧得可以，明明是自己心中有“鬼”——“西方”的宗教神圣之“魔”与“本土”的宗教神圣之“道”加“审美理想”的宗教神圣之“魔”与“生活理想”的宗教神圣之“道”——他偏偏不予以说破，也不拿最该受批判的韩东、朱文、棉棉等颇成气候又大造事端者大开杀戒，更不与自己奉若神明的“西方”的“跨国资本”及其手下的博尔赫斯你死我活，却单单拎出一个卫慧和一部《上海宝贝》，便支撑起了一个几乎把“新生代”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只能成为说谎者。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痛、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推动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