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4-0028-05 本文① 的撰作目的，在于说明有两门课题如果能加入教程，在教学上裨益不浅。在西方，那两门学问分别源于公元前4世纪亚理士多德的两部著作《诗学》和《修辞学》。② 从文本现象的层面而言，这两门课题给分派到两部作品问世，诚属不幸，导致人们以为亚理士多德大概有意拨归二者到不同的知识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有碍往后对文学和话语的思考，起码在西方而言是如此。 要了解文学，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当然不能不读，此书两千多年来一直给奉为经典，确立了西方文学研究的范畴，也即是以解释亚理士多德的作品来寻求和探究文学话语的类别、元素和技巧，以至诗歌体式的本质。嗣后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大抵沿袭《诗学》的路径，着眼于作品、题材和各种元素的关系等；相对而言，较少注意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如何在听者身上带来转变，文学于是给视为自成国度，与现实的种种无大关涉；另一方面，用于人际交往的、又或是用来产生某些效果的语言则由修辞学来处理，意即“仅”靠修辞技巧已足应付。浪漫主义批评学派带来新的注视点，注重文学文本表情达意的性质，视文本为作者思想感情的媒介来加以研究，这是基于这一学派的论者认为作者的情思都独具创意、澎湃恢宏。尽管如此，评论界还是不大注意文学之效之用，即在读者、受众身上产生效用。 无庸讳言，亚理士多德所言的诗之“效”，集中于谈悲剧，且仅寥寥数语又语义不清，以至学者至今还在苦思亚理士多德所标举的“陶冶净化”(katharsis)究竟意何所指。 亚理士多德对交际话语的研究见于他另一部著作《修辞学》，谈的主要是演辩之术，这是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环境中最重要的修辞功用，原因是政事的决议之权归于一个由身份自由的公民所组成的全体会议，于是某人劝说技巧之高下，其后果当然可以判若云泥。在亚理士多德的时代，出现了一批诲人以修辞之道的专业导师，在不少人如柏拉图等的眼中，这些导师从事的不过是在教人把假话说得动听，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实在是要不得的。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才是求真的工具，而真理倒往往正是给经过修饰的言辞所掩。亚理士多德却认为，公民不能不学好修辞，懂修辞固能出语畅达，更重要的是能鉴辨他人的言辞孰是孰非。因此，亚理士多德在其《修辞学》诸讲中辨别分析劝说及交际话语中的各种类别、技巧和辞格。 修辞学和诗学这两门学问旨趣各异而又相隔久远，实在教人惋惜。本文的撰作，希望指出亚理士多德所谈到的修辞问题实有助于文学研究。接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更能发挥技巧来改善话语，应用范围超越文字和戏剧，更涵盖社会交流。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诸如在公共界域、通讯技术、经济、人口统计、教育等领域，几乎无一不令我们成为种种形式的劝说的对象。我们正步向后读写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只会愈见——而不是愈非——明显。据估计，在一个现代的城市，每人每天接触到的广告达三千个，社会上正有一门精微巧妙(也可说是巧言令色)的行业，专注于向人陈述讯息，从事杜撰宣传、公共关系、改善形象风格等工作。正因如此，我们固然有必要教晓学生如何言辞便给，更要令他们善于阅读劝说性的言辞。现代社会的氛围正弥漫劝说之风，能身处之而无所失，正是文化上得到民主的表现。人文学科的学生都接受过阅读的训练，在此时此刻正要肩负大任，抓紧机遇。而况中国的公共界域正急剧演变，情况尤其如此。 透过了解修辞手法有利于研究文学，为了说明此一看法，下文举出莎士比亚剧本中以修辞精练著称的名篇，选取的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这是莎翁惟一以古希腊特洛伊战役为题材的剧本，此处所引的是俄底修斯(Ulysses)的一大段演说。这一场戏乃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将领正举行会议，主持者是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会议缘于全国最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Achilles)与国王争吵后不受王命上战场。俄底修斯这位将领在希腊举国上下以务实睿智而闻名，他的一番演说把阿喀琉斯的叛逆行为置于自然界、全人类、全宇宙的背景来审视。整段话以五步格写成，共六十行，颇堪玩味。其中心思想在发挥政府犹如宇宙之理论，俄底修斯力陈：人皆依“等位”而立，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等级秩序，每一分子安其位、尽其本，下位者听命于上位者，秩序才不会乱起来。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中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权威。③(Palmer,1.3：85—94行) 这番雄辩的陈辞公认为莎剧中写得极出色的一段演说，但教人奇怪的是，较为传统的莎学评论竟无视引文中饶富兴味的修辞特色。修辞之道，正如亚理士多德提醒他的弟子时所说，非仅止于美言辞、合逻辑，更要求说话小心经营以“切合”现场的时、地、人等因素，说话的环境自然令所说的话带有真实世界的导向。有些论者正因为忽略了此一场景中的这个层面，于是便不能体味到话中的戏剧特点。换句话说，由于不曾注意话中如何修辞，于是便看不出话中重要的诗学特色。兹举蒂利亚德(E.M.W.Tillyard)和威尔逊·奈特(G.Wilson Knight)的意见为例来说明，他们都是20世纪中叶杰出的莎剧论者。 蒂利亚德其实也看出那是一篇精彩的演辩，申明宇宙秩序之论，并力称此论反映于人世，于是人人应安其位、尽其本。然而蒂利亚德却有意把这篇演说从它的语境中抽离，略而不谈其居中调停的作用而指出这段话是“莎士比亚的‘等位’说”。事实上，此话并非出于莎翁之口。(Tillyard:82)④ 蒂利亚德视之为一篇有趣的陈辞，说的是广为人所宗奉的宇宙秩序论，也就是“伊利莎白女皇时代世界图像”的缩影。从这里可以看出，话语的一个现代意义——即是社会上广泛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此处甚至可说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封建论)——排斥话语的另一个意义，那就是语境中的话语。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因为这段话有力地说明莎士比亚时代的秩序观而视之为修辞，那么便会忽略了探究这些观念为何出于剧中人之口，又如何在听者身上产生效用。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如此这般来视之为修辞，便不会再问从语境上来看这番话怎样透过修辞产生效用。倘若我们认为这是“莎士比亚的‘等位’说”，那么俄底修斯此人以至剧中的独特场景都变得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