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集体性的精神运动过程，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文学的历程仍将一如既往地跨过世纪之门，向新的未来深入推进下去。一百年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短暂的瞬间，不可能积累太丰富的精神成果，所以，人为的断代史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1949年算起的当代文学史，仅仅是20世纪文学的某一阶段，这个概念也会随着“20世纪文学”或者广义的“现代文学”的普遍应用而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但目前仅就这一阶段性的文学过程为研究和教学对象， 其源流也只能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范畴中来加以讨论。 早在40年代，新文学运动中左翼人士已经在理论上探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与正在进行中的抗战所提出的文化要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著名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这种理论要求的集中反映，虽然这场讨论表面上是由毛泽东的一段有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论述和向林冰的一篇探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理论文章所引起的，但它深层次地反映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在战争的现实要求下不相适应的困境。以启蒙主义文化为特征的“五四”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们一方面不断抗争来自国家权力所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对长期蒙受了封建意识侵蚀的民间大众采取了启蒙教育和精神批判的态度，这种“两刃剑”的功能在以鲁迅为代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中发挥了辉煌的战斗力，并在常识上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但是，1937年爆发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这个知识分子的战斗传统受到考验，由于在战争中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农民）承担了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在几千年被压抑的人性中爆发出自我牺牲的“美的极致”（孙犁语），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金字塔式的社会文化结构被颠倒了过来。所以，历史地表现了他们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要求的民间文化形态不能不进入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视野。另外一个相关的文化现象是：由于抗战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使原来相互对峙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名义上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文艺界组织，同时又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暗中控制和领导，这里当然是有内在的冲突和斗争，但国家和党派的权力正面渗透到文学领域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就是战争以来的新文学的价值结构有了复杂的改变，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存在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同样存在于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甚至还存在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因此，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抗战以后的文化格局出现了新的结构和规范。 企图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抗战以来新的文化规范之间的关系作出理论整合的，是胡风。这位“五四”新文学传统最热烈最自觉的捍卫者，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中敏感地意识到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与抗战以来大众文化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新文学可能受到的威胁。于是他这样解释了新文学的传统：“文艺大众化或大众文艺底内容底这一个发展，汇合着‘五四’以来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底发展（新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进步的创作活动所累积起来的艺术的认识方法底发展，这三方面底关联就形成了‘五四’新文艺底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见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如果把这三个方面的内涵的顺序倒过来说，那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实践、从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及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且不讨论胡风对新文学传统的整合是否全面，他在理论上作出的努力，正是想把抗战以来文学实践的新的经验归纳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去，来充实和丰富新文学的传统。胡风强调了以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是进展而不是否定了“五四”的传统，所谓不是“否定”，即迄今为止的大众化运动依然是仍然没有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任务中突变出去；所谓的“进展”是指“五四”新文学由“市民阶级”把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它的继承者。很显然，胡风虽然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捍卫者自居，但他对“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这个认识，则是沿袭了自瞿秋白以来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一般看法。 胡风当时没有注意到，就在同一年的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已经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完全不同于以前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他称“五四”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这样一来，抗战以来共产党直接参与并建构的新文化现象，成为“五四”以来的文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用热烈的口吻高度赞扬了鲁迅，把鲁迅为象征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概括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见《新民主主义论》）鲁迅当年确实用过“围剿”两字，那是用来戏拟20年代末“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等对他的批判攻击的，现在毛泽东把这个词与当时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将鲁迅为旗帜的左翼文学运动纳入了整个革命斗争事业的范围中，很自然地引申出了朱总司令和鲁总司令的两支军队的说法。（此话转引自何其芳的回忆录《毛泽东之歌》）毛泽东虽然站在比胡风高得多的政治起点和理论起点上总结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也把它与抗战以来的新的文化规范统一起来，但他的结论与胡风的结论是不同的。面对战争，强调了文学运动必须带了“新文艺底传统”走进战争所显示的“生活密林”，如果没有了这个传统，“文艺运动对战争的服务就弄到手无寸铁”。而毛泽东则是站在战争所要求的立场上，更强调的是如何把文学运动改造成文化军队的现实需要。在后几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一系列文艺思想及其论述的出发点，起于其《引言》部分，即关于两条战线和两支军队的论述。为了达到这个需要，毛泽东对新文化的主要体现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和欧化的文学表现样式，逐一地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他为知识分子指出两条途径：一、无条件地向工农兵大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二、无条件投入战争，一切为战争的胜利服务，因而，也就是一切都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政策路线方针服务。可以看得出，这两个要求，都鲜明地烙上了战时文化的特殊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