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了个体本位文化，个体本位文化使超级绝对主体不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超级主体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 第三种批评就奠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上。90年代，人们在瓦解了70年代之前的革命主义宏伟叙事以及80年代的人道主义宏伟叙事之后，在精神上就彻底地无可依傍了，没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大家庭可以收容他们，他们成了大地上的失群者，在大地上孤独地巡游，除了作为个人的自己他们别无依靠，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也是一个又一个个人，那些离开了群众走向野地的个体。地上没有了领袖，因而也没有了群众，他们被迫成为个人。批评家也面临同样的境遇。从这个角度讲第三种批评的诞生有它的必然性。 第三种批评不是一种统一的批评思潮，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批评方法，它甚至不应是一个统一的立场，如果说它有立场的话，那就是个体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种批评就等于个体批评，它意味着个体型批评家的诞生。 在美学上第三种批评强调“情”中心，强调批评家对文本的情感介入，不再以审美之外的，如伦理学的“善”、认识论的“真”为批评文本的要求，这种批评既不从对客体世界的敬畏（传统的善）也不是从对客体的追索（传统的真）出发的，它是个体的人、感性的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感性的人”存在的被遮蔽性而对无蔽局面的追求，是存在论的，情感中心的。它不是认识论的，认识论强调的是人对客体世界的服从，它也不是伦理学的，伦理学强调的是人对异己力量的敬畏，这两种都面临人对自我的丧失，它是存在论的，是人对存在的本原的体验。因而第三种批评在此应成为一种批评的自由和自觉，真正意义上归复批评的审美性。 个体时代已经来临，然而真正的个体批评却还没有诞生，许多人（包括许多文化先锋）表面上赞同个体立场，但是在骨子里却是害怕个体立场的，他们并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个体化局面，他们太习惯于从一个统一的元话语出发了，革命主义、人道主义宏伟叙事已经浸入了他们的骨髓，一旦有所游离他们就恐惧，就像是精神强迫症一样地必须马上用理想、道德、信念……这样一些词汇来加以整合。第三种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它的针对性。它意味着对真正的个体批评家的呼唤，那些不以宏伟叙事为基线批评文学，而以个体的立场在语言中和另一个个体作个人性相逢的人。从这个角度说，第三种批评自然是相对主义的。它不是要求批评由分散走向统一，个体走向群体，自由走向秩序，由辩议变为指点，统一于一尊，相反它要求批评家自己设定自己，证明自己在精神上是自我具足的存在，反对任何式样的观念统治。 在这个没有独裁和权威的批评家“个人”联合体中，任何一个批评家都是“个人”，都不可能升格为“绝对主体”成为绝对正确者，换而言之，这里没有绝对论的基础。当个体型批评家就意味着在批评的领域里坚持民主、平权，意味着作家、读者、批评家三者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调整，意味着对诊断型、牧师型、领袖型、哨兵型批评家的反动，意味着批评家主体地位的高扬，批评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向着一个开放的文本开放自身，意味着反对批评中的道德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宗教决定论等等一切形式的决定论观念，意味着恢复批评家审美体验的个人性和原始性，它要求批评家的个人化的体验，并在体验中蕴含批评家情感的真实，以“真诚的个体的激情”为前提融入到批评对象中去，这就是批评家的个体化。因此我说真正实现了的第三种批评应该就是个体主义批评、相对主义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