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裹挟前行的文学现代性，无论是前期“文学革命”“人的文学”思想先导，还是之后“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人民文学”的理论转捩，无不标示着中国文学理论在两千多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进程。对于这一进程，学术界惯于将其指称为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弥散性的感悟评点走向理性的知识学建构过程。这种指称有其合理性。然而，从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内在结构来看，其百余年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对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的执守，始终没有彻底走向现代性的知识学道路，而是一直纠缠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联中。这种复杂关联，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即：当现代化的叙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致鹄的时，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却仍然作为一股暗流，潜涌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脉络中，因应变化着的中国文学现实而产生精神的否定性，实现历史向现实的扬弃生成。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作为历史的“灵性”，①从而既牵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发展，同时又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最大资源。 基于如上认识，本文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是指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业已成形的理论话语与观念价值为资源，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基本精神、主要概念与话语命题为导向，在漫长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与时推移、因革损益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价值体系与精神动力。在此意义上，“传统性”不是一种固化的古老意义形态，而是一种始终因应时代境况与文学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系统与观念立场。与业已定型的“传统”相比，传统性具有自反性的精神力量，遵循“古今—中西”的现实性阐释框架，而非祖述“古今”的历史性阐释框架。 在具体的论述中，本文将遵循中国文学理论的一般分期，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理论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时超越该概念的时间坐标而赋予其更多的语境化内涵。根据这一内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实为一个携带独特现代性情势的知识生长域，凭此生长域，我们更容易看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中，穿越复杂的文化语境与文学思潮，不断开新变形并经受独特的历史命运，成为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特殊形态的。 一、文学理论的国家性与传统性接续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知识谱系学的意义上则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知识清理。区别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总体上的反传统潮流，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主潮、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抑或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无不回返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接续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价值。回返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就是将文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融合为一，实现文学理论的本体论、创作论与批评论的统一，这其中，经验主义要求文学理论植根于文学审美的当下经验，理性主义要求文学理论内在于文学的诗性真实，功能主义要求文学理论具有现世的价值关怀。而接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价值，则不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寻绎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概念、命题，也不是在业已高度西化的当代文学理论知识中堪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神因子，而是重拾古代文学理论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共生传统，分析三种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变奏，揭示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价值指向、功能作用与意义限度。无论是回返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还是接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价值，它们都不是自恋式的精神还乡与知识重演，而是现代性的精神承继与问题接续。 1949年中国作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成立，要求其文学支撑同时具有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背景。因此，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文学理论对传统性的果断援引，并非“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折中允和，而有其民族国家的理念诉求，这种诉求，需要特别参照其时革命话语的炽烈与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审理。在经历了“五四”一代的激烈反传统后，现代性的文学叙事并未在其后的30余年发展中成为共识，因为中间插入的中国民族革命历史，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化道路擎为理念一致的鹄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召开了具有理念规范与意义共识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文代会”再次确认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化文艺路线。周扬在代表解放区文艺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肯定了解放区文艺“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联系”，要求“新的人民的文艺”必须讲求“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②这样，第一次“文代会”就以“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权威表述向文艺的“传统性”谨慎同归。 “新的人民的文艺”在20世纪50年代的权威表述中更多地被替换为更具学理色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既规范文学本质，又限定文学方法，还提供批评指南。根据周扬所述：“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③这种最高准则，以真实性、典型性、人民性为基本内涵，与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持续性地发生隐秘关联。胡风在1955年所作《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继承关系和原则区别(根本区别)，我是这样理解了的。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为人民寻找更好的道路和更好的生活制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或人民性(‘从下面’看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真实，并不限于直接表现人民本身)，这是应该继承的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④经过主流话语的操舵者周扬的反复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对现实主义光荣传统的直接承继，就成为文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实现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时代性发展。 周扬、胡风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传统性”的观念此后经由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强化提升。钱谷融于1957年在《文艺月报》撰文《论“文学是人学”》，指出：“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人民性应该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而人道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⑤钱氏分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关系，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艺术标尺，将“文学是人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涵概括为从东方孔子、墨子，到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普遍文学判断，使因应中国社会现代性而激活的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一时成为一种超越文学政治性的普遍阐释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