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小磨擦之外，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大体上是一片升平景象，批评与批评之间没有大的冲撞，没有针尖对麦芒一样的争吵，也没有尖锐的在原则上彼此绝不能妥协的严重的理论争论，这有点像高速公路上的图景：热闹，快速，车如流水马如龙，但是各有其道，秩序井然，偶尔有了事故，比如两辆车“追尾”撞上了，也能很快恢复秩序，繁忙而太平的景象依然，这也有点像广告业的情形，五花八门的广告各出奇招，各置一词，纷纷攘攘，可是绝不互相攻击，绝不说别人的货有毛病，掺了假，更不提谁的广告净是水词儿，是唬人的玩艺儿——咱们按市场规矩，“公平竞争”，也许有人对这样皆大欢喜的局面挺满意，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头，文学批评界应该是一个特别的领域，在这里，不仅争论不休、相互辩驳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论辩的惊涛骇浪，没有互不相让的原则对立，并且这些对立和论辩中没有包含着重大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内容，那才是不正常。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一个不发生激烈而活泼的理论冲突的批评时代，八成是一个批评平庸的时代，批评相互礼让，批评者相互支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彼此满意，情投意合，这迟早会使文学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文学批评堕落为花言巧语，变成某种变异了的广告。 尽管缺少具有重大理论分歧的冲突，但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绝不冷落，相反，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其实相当活跃，从“后新时期文学”的讨论，到“晚生代作家”的提出，十年里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新的说法、新的命名、新的理论概括出现，文学的特别是小说写作的每一种新的倾向、新的变化，包括一些相当细微的变化，都一定程度上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迅速的反映，或者说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得到了记录，就此而论，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触角是相当灵敏的，这种机敏而又温和的批评作风形成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 这或许与一大批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的编辑热心地加入文学批评有关，他们不但熟悉作品，而且往往有机会直接和作家打交道，交朋友，因此对文学动向自然比批评家们更清楚，也更敏感，何况，作为编辑他们手里又有生杀大权，说起话来有底气，有更大的权威性，文学批评的构成在九十年代这一变化，我以为非常重要，它可能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的格局。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种种变化，也似乎能从这一正在萌生和形成的新格局中得到说明。表面上看，这一变换，换的不过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成分，但是转换的过程和动力却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与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对原有的文化结构的冲击与改造密切相关。九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本来是由国家“养”起来，作为国家的一个“宣传部门”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也不得不处于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压力之下，并且不同程度上走向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以报刊为依托的批评不可能不发生机制的改变。羞羞答答也好，理直气壮也好，既然已经把文学作品当作消费品来对待了，文学还能怎么着？不也是卖吗？不也是买吗？卖也好，买也好，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消费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以这样彻底的立场和情绪看待文学，但这样一种文学价值观有如一团团五彩迷雾，如今已经时浓时淡地流漫于报刊的文学批评之中，即使你还不能立时采集到标准样品，可它正实实在在地在你眼前飘荡。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来就是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和“过滤器”。在过去几十年中，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是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文学批评的目的、方法、规范都必须与国家利益和政策一致，可是今天文学批评的市场化倾向明显使文学批评受到另一方向的拉力。市场面带着微笑，并以一种大老板才有的威严和自信在向文学批评招手。那难以抗拒的手势明显在向文学批评发问：作为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和“过滤器”，你该怎样使自己的功能适合与市场的利益？或者说，你的鼓励和表扬、遏制和排斥该怎样为文化消费和市场的经济效益相配合？ 按说在这样的召唤之下，文学批评就应该一头向市场扑过去，可事实却不尽然。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和策略，其中充满了欲言又止的犹豫、满腹狐疑的试探和日益加深的精神分裂。这特别表现在大量的文学批评常常“言行不一”而不自知：当它们为文学的商品化辩护的时候，却没意识到自己使用的是一种反市场化的批评语言，这种语言的形成要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当它们为严肃文学的发展辩护的时候，实际上又在把批评功能与广告效应等同，其结果只能是使文学和批评双双成为一个宣布任何“严肃”都是妄念的消费社会秩序的辩护士；当他们为新出现的某种写作喝采，说它具有何等重要的反叛意义的时候，他们依据和坚守的其实只是被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说烂了的“个人性”；当它们自以为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候，其批评正是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只不过是不知身在此流中。一般来说，文学批评对语言和逻辑应该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可奇怪的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这种倒错和混乱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也没有引发对这种批评的批评。 如果全面回顾九十年代批评，在众声喧哗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响亮，在各种媒体上也得到更多的回响，那就是对文学的进化的强调和关注。这种批评在九十年代初的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言说中已经露了头。九十年代中期之后越演越烈，至近一两年，关于“晚生代”的大量评论又把这种批评推向了一个高潮。也许具体到每一个批评者，他批评的目的未必是要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发展建立一个进化的系谱，可是由于这类批评的中心概念是“代”，而且依据“代”把作家们按年龄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强调这些群体体现了九十年代文学进化的不同阶段，因此这种批评集合在一起，客观上的确形成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进化论批评的倾向，“进化论批评”这名称明显不很合适，因为此类批评的意识形态内容并不能以“进化论”来概括，它要复杂得多。但为了把这种批评从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这个整体中划分出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同时也为论说方便，只好不得已，先暂时用一下这个说法。这里要特别指出，九十年代的进化论批评并没有依据“代”的观念对文革后的文学演进做系统的研究和阐述，甚至对九十年代的小说的进化过程也是语焉不详，批评者的重点大多在“新生代”和“晚生代”（与所谓“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差不多同义）上，但正是在对这两个“代”的评述中，以“代”的更替做为观察、评价文学演进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和演练，不管论者们在论证和表述上有怎样的不同，更新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总是比上一代作家（尽管有时候他们／她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不过几岁）更能体现文学和社会的新变化和新进展，则是进化论批评在有关“新生代”和“晚生代”（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的大部分评论的共识，在这共识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又一种文学史“重写”的可能，甚至可以设想，写一部专门论“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然而，这样以对“代”的迷恋和迷信做基础建立起来的批评，尽管有不错的轰动效应，其基础却相当可疑。当批评试图描述或概括一个复杂多变的文学时期的时候，“代”的划分究竟有多大意义？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真的能用“代”来沟通联系？在空间和时间中呈现的千差万别的写作，是否能用“代”来分类？不同写作中的不同意识形态内涵，是否能用类似区分电脑不同型号（“286”、“386”、 “486 ”、 “586”等等）的办法来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