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辨逻辑的起点。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中，曾谈到：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即使过去已经进行过一些工作的专题，例如关于某一流派或社团的研究，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索，也会有新的收获”（注：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295页。）。对于笔者的现代文学研究，这是思辨逻辑的导向。由此，引发了笔者从“现代性”的构成要质——“科学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文化思潮的学术动机，发于本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历史反思》（1999年4期，下简称《反思》）便是这一研究方向的系列论文之一。 文章的价值与意义往往在于它的学术语境的需求。学术语境有现实与历史之分，先谈现实的学术语境。笔者认为，近期体现出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语境需求的、最为重要的文章，是发于本刊的朱立元的《走自己的路》与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这两篇论文（注：朱立元、钱理群：《走自己的路》、《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2000年3期，1999年1期。）。朱立元从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这一宏大的历史性需求出发，指出：“建设、发展新文论须以现代文论传统作为优先或主要的选择对象，而不能以古代文论为本根”。他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置于中国文论的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凸显出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因此，当前五四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不只是对逝去的历史作常规性的回顾与归纳，而是和指向新世纪中国文论建构的动态延续的进程密切相关。 钱理群一文偏重于如何对现代文学重新研究的问题。他提出一个应该引起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核心课题：“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被提及异常重要的位置，并由此引发了他的三大前提的追问与六大问题的思考。 其次，谈谈历史语境的问题。历史语境建基于历史事实之上。多年来，笔者在教学与科研中对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学观念也多依从旧说，但由史实引起的一个疑问却屡屡拂之不去：在1930年之前的有关史料中，不但找不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肯定浪漫主义的表述，而且凡涉及浪漫主义之处，均是回避、贬斥之词，而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却一再判定创造社为浪漫主义的社团。究竟我们是相信史实呢，还是相信后人的判断？后人在解读时有没有可能产生错位或误读呢？这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最近，笔者读到斯洛伐克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在论析郭沫若的一章中，他是这样概述的：“开始他以唯美印象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1923年之后变为表现主义者，终于在1926年至1930年间成了一位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家。”高利克一句也没提到郭沫若与浪漫主义的关联。这使笔者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至少还有一个“老外”与笔者同调，也说明笔者的设疑并非是穿凿附会的。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式，就是回到1930年之前的历史语境中，回到五四时期涌动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历史语境中，并以史实来论证。这就是《反思》一文从科学主义角度揳入的原因所在。 以上所述，原本是笔者思维内里的东西，即拙文的写作动机与背景，本不必公之于众。但由于汤奇云先生在与我商榷的《关于浪漫主义中的反科学主义的几点质疑》（本刊2000年5期，下简称《质疑》）一文中批评说：“为独立新说，认为浪漫主义是反科学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的认识，有意忽略其他对立面，就犯了逻辑上的简单化错误。”故不得不把《反思》一文的思辨逻辑起点与学术语境需求道出。况且汤先生在文中也论证了我的思辨逻辑的可行性：“当后来日趋武断的唯科技理性的弊端暴露无遗并妨碍了人们对更高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后，浪漫主义才完成其‘第一次现代性批判’”（注：汤先生引文有误，应是“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两者主词及内涵均不同，应慎重区别）。既然汤先生同意唯科技理性与浪漫主义之间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那笔者思辨的学术指向应该不至于偏离太远吧。 2.“拿证据来！”汤先生与笔者论争的最关键的一点是：1750年，写《论科学与艺术》的卢梭有没有反对科学与艺术的思想？他的思辨逻辑的推理方法是这样的：由于《论科学与艺术》一文是卢梭的“即兴发挥”，是“人云亦云”，“很难代表卢梭深思熟虑的思想成果”，“在卢梭看来，人类道德的堕落不是由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它们的繁荣只是对本已堕落的道德起着一种掩饰作用，他又何曾反科学与艺术呢？”所以，浪漫主义源端与反科技理性无关。这样，笔者《反思》一文“在前提条件上又犯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文章当然就站不住脚了。 汤先生说“无”，笔者说“有”，怎么办呢？按胡适先生在论辩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拿证据来！”断案依凭证据，事实胜于论辩。所以，汤先生说的没有用，我说的也没有用，只有听卢梭自己说。引证的版本是何兆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卢梭在该文的第二部分劈头就是这一句话：“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而后，他一一历数：“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卢梭明白无误地说，“科学的创造神”是与人类为敌的！难道这一判断还不够吗？如果业经学界认可的译著，如果白纸黑字，都可视之不见、置之不理的话，那具有神圣意味的学术论争岂不成了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