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局限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检讨，由此凸显出中西之间的差异，最终消解了西方文论的普遍性。这是当下中国学界学术自觉的体现，而学术自觉根植于文明自觉。文明自觉是对本民族的文明有自尊、有自信，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心态。但从文明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不能将美国学术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作为绝对标准，以试图融入西方主流学术为目标。中国学术的目标不是为了更像西方学术，而是要保持中国学术的特性，增加中国学术的社会影响力，使中国文化能够被西方所借鉴，提供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与体系。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关于文明有一个季候说，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从这种史观来看，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兴衰成败，不可能永远繁荣昌盛。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衰败之后是否复兴?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体，是因为以汉语为中心，以汉语美学为中心的艺术精神在中国文化没有中断，一直在延续并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中国文明是唯一在历史上能不断复兴的文明，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始终保持对汉语与汉语文化思想的强大认同与自信。这构成了整个中国文明的力量，成为国家衰微后，依然能够复兴与重建的根本。在中国的文明体里，文学是汉语精神的灵魂，文章为天地立心，文学是文明的守护者。 以文明阐释的视野看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就是要将中国文论内置于中西古今之间进行定位，由此厘清中国文论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以推进中国文论之发展。重建文化自信要严谨耐心地检视本土学脉断层处，能助益当下国人明确自身文化建设的方向与具体之责。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想象的结果，而是缓慢积累的过程，需在前人开拓的土地上勤勉深耕、继续培植。从文明复兴的视域来看，重建中国的经学，重新构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文论当代重构的基础。 近来，国内学界对中国文论在学习与吸收西方文论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界的共识是，对西方理论局限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回到中国语境，直面中国经验。中国文论在吸收西方理论时，需明确自身的问题意识，接续自身传统。因为“现实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比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有关它的理论更快。我们理解世界和世界趋势的尝试总会有时间滞差。留下来的充其量只是指涉时过境迁的事物和情况的文字。”① 长期以来，中国文论跟随西方文论，亦步亦趋地翻译研习，理论界普遍感到中国文论缺少创造性，没有形成自身的理论话语与理论体系。从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其研究一旦涉及到理论阐释，大都来自西方，中国自身的人文学的方法仅剩下考据一门，未能从当代的角度产生出自身的理论意义。阐释的目的在于建构价值，张江教授在批判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时，强调从当代文学的批判中构建中国文论。但考察当代的文学批评，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批评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依然是来自西方，从海德格尔到当代法国理论，莫不成为其理论武库。可见，理论思维如果不更换，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并不能够构建出本土的文学理论。目前中国的理论现状是一方面看到西方文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对中国近百年来丰富的文学现象由于缺乏有效的阐释，导致自身的经验落空，未能转为具有建构意义的理论。 形成今天中国文论格局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学术，包括文学理论学科之建构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以西方理论为主导有其必然性。西方文论随着西方现代学术体制的扩张，逐步冲击和替代中国学术原有的体系，最终演变为具有整体性的学术体制。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学术以西方借鉴为基础，中国的现代文论自然借用西方文论作为其建构的框架，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探索。正如王德威所说：“我甚至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门，其实是以‘西方观念’下的文学与理论为先决条件。”②当代中国的理论困境在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工作必然走向一种中西比较，仅仅在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语境里是无法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谱系的。现代性的断裂造成文化的断裂，使得中国学者对自身的文化与传统学术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是现代以来中国学术一股难以逾越的思潮，这深层地关涉着学术背后的政治认知，是晚清以来中西体用问题的延续。知识方法与立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中国学界常常面临着与此相关的学术论争，但这些学术论争相较于对学理的辨析与深入探索，更多在乎的是立场，在乎立场里所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这种立场遮蔽了论争者对问题的探索意识，以致难以对特定的问题进行持续的思考。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缺乏理论的品格的原因，除了由于问题意识缺乏本源性外，还在于不能在本源上去思考问题。我们的困境不是理论不面对现实，而是我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能够运用的理论资源与思考的方式都是西方的。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问题源头在西方，而不是在自身，根子在于中国现代学术上混杂现代性的产物，中国学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古今中西之争，所谓现代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西方的问题。故此，虽然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是中国现代的理论研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现代理论是西方的产物，这就导致中国现代理论无法回到思想源头对此反思，推动学科的反思，对学科的反思与问题意识的拓展都要回到问题的源头。从而从中国如何思考中国，从中国解释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人文学科的成就，首先表现为理论的创造，精神的建构在学术中的形态就是理论，理论话语事实上就是一种精神建构。从西方来看，现实是刺激思想界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的理论动力，但是，对现实的问题的回应却在现实中难以自动显示出来，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需要一个超越现实的思想架构。理论一头连着实践，另一头则源于哲学—形上学。如果说西方理论的思想根源在神学，那么中国的源头则在经学。中西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政教分离不同于西方的政教统一。西方的思想源头在两希、在基督教，从现代到后现代，其思想资源都是以此古典学为源头。无论尼采、海德格尔，及至当今正在走红的法国理论，都离不开古典学。理论研究总要不断地回到问题的原点，做一个史的探索。对概念重新做解释，要放在一个学术理论的脉络里才有可能。西方学术史里，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代的重新解读，寻找思想的分叉之处，确定对现实的分析的理论原点。而中国现代学术是在比较语境中进行学术研究，在接纳西学的现代学术建构过程中，不断接受西方观念，而这导致了自身传统的混乱。所以中国的学术特质是断裂性，是混杂性，缺少传承性，不能接上自身的学术脉络。这是中国混杂的现代性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说，中国学术存在多个传统，反而容易导致一无所本，没有根基。而真正的人文理论之建构首先要自觉地接上近代的学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