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思是思想情感的诗美旨意化体现。诗人在把握诗歌真实世界时，如何去发现那个受制于自己思想情感的独特契入角度，是对诗思路子的探求；诗思路子确立后，如何体现在艺术创造中以获得真实世界的扩大和诗美意蕴的深沉，就显示为对诗思路子的拓展。当然这一切的主动权常握在诗人手中，但诗歌又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拓展工程总该和时代精神相一致，这就要求诗坛的调节机制作约定俗成的强化。新诗基本的诗思大致通过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共两组四条路子体现出来，而我们所要回顾的内容就是八十年来新诗对它们的审美拓展与宏观调控。 一 先看“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这一组诗思路子的拓展与调控。 新诗发生于一个高举民主大旗去发现人、追求个性主义的时代，它是带着郭沫若的《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夸张自我力量、标榜人格尊严的诗汇入进文学革命洪流的。这期间的诗人在对诗思路子作探求时，大多心系个我人生。郭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胡适的《秘摩崖之夜》固然是个我人生的抒情，刘大白的《秋夜湖心独出》、汪静之的《蕙的风》又何尝不是个我人生的柔唱。闻一多的《忘掉她》、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固然是个我伤悼之哀，戴望舒的《示长女》、何其芳的《岁暮怀人》又何尝不是个我生涯之叹。陈敬容在《盈盈集》里固然在做着不少个我幻梦，绿原在《童话》里又何尝不体现着一些个我梦幻。舒婷在《致橡树》中固然矗立着情爱寻求中个我的尊严，伊蕾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又何尝不坦陈着性爱渴望中个我的诚朴。这些抒情，由于它们或真挚而不虚伪，或健康而不颓废，因此纵使是纯个我人生的情感记录，也还是能引起他人的共鸣而被这一个世纪接受下来。当然，在拓展这条诗思路子中，极大多数诗人的个我人生总是置放在一个或隐或显的时代大背景中的，这是八十年来个我人生抒情总的说品位并不低的根本原因。上面提及的闻一多的《忘掉她》、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抒发纯个我伤悼之情很感人，但像《忘掉她》那样伤悼女儿的，高兰那一首《哭亡女苏菲》影响却更大，那是由于个我的伤悼之情是被置于民族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大离乱这一社会背景中的缘故，诗中写道：“孩子啊！／你随着我七载流离／你随着我跨越了千山万水／我却不曾有一日饱食暖衣！／……但贫穷我们不怕，／因为你的美丽像一朵花／点缀着我们苦难的家。／可是，如今叶落花飞／我还有什么呀！”真是字字血泪，因此也就更感人；像《哀曼殊斐儿》那样伤悼友人的，艾青那一首《致亡友丹娜之灵》影响更大，也是由于个我伤悼之情是被置于极左思潮统治下中国人民大浩劫这一时代背景中的缘故，诗的结束处有这样的句子：“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多么可贵又多么艰辛……／像火灾后留下的照片，／像地震后拣起的瓷碗，／像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篇。”也是字字血泪，因此更深沉。这里特别得提一提昌耀的组诗《慈航》。它是诗人一段苦难身世的艺术再现。诗篇渲染了草原荒景、游牧生涯、爱恋方式、婚嫁风俗，因此有一片异域情调；而通过藏族少女对“我”从同情到钟情、藏族牧人对“我”从保护到认为亲人的抒写，又动人地发掘了这一方保持人世天性的“热土”，超越邪恶而进入“净界”的深沉象征意蕴。 八十年来，诗人们选择群我人生诗思路子的更多，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国难深重、民主与专制决斗正酣的环境，时代向诗人们发出严酷的挑战，谁也躲不开，以致在他们心灵的感光板上不时地闪烁着救亡图存的情景，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确立起这一条诗思路子；并且，随着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斗争的深入，这条诗思路子也有了更大的拓展。就民族解放方面的拓展而言，很有成绩。20年代，闻一多有感于故国的沉沦而写了《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一句话》、《发现》等诗，诅咒民族精神的麻木，呼唤故国沉梦的惊醒。“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东北流亡诗人亡省之痛既强烈又深沉，发而为诗，因此十分感人，如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风雪》，侯唯动的《斗争，就有胜利》。全民抗战爆发后，诗人们谱起了“为祖国而歌”的大合唱，田间的《给战斗者》，马君玠的《秋兴》，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穆旦的《赞美》等，虽不乏几分感伤，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历史心声是如此悲壮。尤其值得提一提艾青，爱国主义激情使他的诗创作登上了巅峰。从《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吹号者》，再到《黎明的通知》，显示为从民族灾难到民族抗争再到民族解放的抒情逻辑推延，把以民族解放为对象的群我人生诗思路子作了最大的拓展。就阶级解放方面的拓展而言，成绩还更大。20年代初到处流浪寻找职业的徐玉诺曾在《夜声》中写了自己的一点生存感受：“在黑暗而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音。”这种对黑暗王国控拆式的抒情，是阶级觉醒的先兆。在臧克家的《难民》，玉杲的《大渡河的支流》，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等诗中还有更深沉的表现。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者奋起反叛旧世界，阶级解放的抒情一步步趋向于建国前诗坛的最强音：殷夫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发出了都市暴动的浩歌，蒲风的《茫茫夜》激荡着农村叛乱的斗志，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则成了一部阶级解放武装力量成长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率先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立的尊严，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深广地展现了草原解放历史的壮景。这是我们祖国美丽的岁月，帝国主义不敢再来侵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基本结束，群我人生必然体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领域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追求。这一条社会解放诗思路子把前17年的诗歌创作引向了对社会主义大建设的抒唱，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自有高扬意志大旗、鼓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豪情；傅仇的《告别林场》、邵燕祥的《走敦煌》自有满怀青春热情，走向荒原边疆大开拓的壮志；而公刘的《风在荒原上游荡》、《运杨柳的骆驼》则以奇思妙想的浪漫情趣展现了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当然，诗人毕竟是乌托邦主义者，当严阵在《钟声》里发出甜美的歌声：“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共和国历史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极左思潮的冲击，诗人们的美梦随同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争夺到的民主权利的日趋丧失而破灭，尤其是“文革”十年，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受到一次大浩劫。粉碎“四人帮”、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痛定思痛的诗人们虽然得出了“光中也有暗”的历史结论，但他们也懂得：群我人生的底色毕竟是“光”！纵使有人怀着痛苦的心情不无偏激地呼喊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但白桦在唱了《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后又唱出了《春潮在望》。昌耀写了《大山的囚徒》，哽咽着诉说了一个真理斗士毁灭的故事后，又在《划呀，划呀，父亲们！》中，向新时期的开拓者们献出了由衷的赞美之情，信心满怀地高唱着：“还来得及赶路。／太阳还不见老，正当中年。／我们会有自己的里程碑。”而历尽劫波的艾青则谱出了一支全新的大曲《光的赞歌》。正是这些诗使社会解放的抒情更显得深沉，群我人生的诗思路子也开拓得更其宽广、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