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对此文学界可谓众说纷纭、人言言殊。有人在悲叹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的逝去，也有人在欢呼文化批评的黄金时代的到来。除去这些情绪化的言论不谈，比较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比如：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堕落？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如果是的话，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文化批评对于批评者提出了什么要求？等等。 一、文化批评出现的语境 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评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别与距离。 关于文化研究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问题，许多学者指出了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大众文化兴起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有一位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描述道：“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些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注：参见《犹在镇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另外一位批评家在谈到她所在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动机时联系自己的经验指出：“成立这个研究室的动机，的确是为了尝试回应90年代文化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同时也和我个人所经历的90年代的困惑不无关系。”这种困惑是指“因无法容忍商业化突然全方位地降临中国而感到一种绝望乃至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我们仿佛一觉醒来，突然面对着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文化市场的全面兴起。”在这种情况下，要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原来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够。这是她成立文化研究室的根本动机，同时还包括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回应。用她自己的话说即：“要尝试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首先是由于中国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不期然呼应着文化研究所设计的基本命题；其次，中国文化研究的展开，其本身正是试图回应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的双重挑战。”（注：参见《犹在镇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文化研究在90年代的兴起的确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与西方理论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森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颇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本书在大陆初版于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但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人们对它的兴趣大约在1992年左右才突然巨增。个中的原因恐怕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市场化、世俗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魅力。而且十分明显，人们对于这本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它对于后现代大众文化形态与文本特征的描述（比如平面化、机械复制等）。另外一个同样来自接受研究的证据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文本出版于1990年；但是它同样也是到了1993年才开始被大量引用（尤其是其中“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部分）。这都表明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文化理论的接受选择是受自己的现实文化需要制约的。 在这里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分析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时，还应当把视野超出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更不必说“大众文化”），而广泛涉及整个社会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与80年代相当不同的特点。一方面，9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的方向深入，在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在80年代遇见不到想像不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9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以不平衡的速度与比例发展，这已经成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由于以上原因，9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与80年代不同的诸多问题，比如下岗工人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问题等。其结果之一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一般大众的社会政治热情、社会参与热情重新高涨。如果80年代末文学批评热中于内在批评、语言批评、形式批评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政治热情的相对冷漠有某种关联，那么，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无疑与知识分子参与欲望的重新燃烧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强烈的政治关切与参与热情，它是一种政治化的学术或学术化的政治，不是书斋中的纯学术。它不仅关注我们习惯上说的“文化”问题，而且关注政治乃至经济问题（文化遇见视野中的“经济”问题从来同时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文化研究所说的“文化”本身就散发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它总是与权力、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它要么具有维护乡村社会关系的目的，要么挑战与质疑着这种社会关系。因而，从事文化研究而又想回避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