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使得各级教育得以迅速扩展。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过度增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的劳动力从事低学历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一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过度教育”。80年代以来，过度教育被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关注，并已在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以及过度教育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实证研究。 一、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教育的发生率 1.过度教育的含义 80年代以前，人们对过度教育已经有所关注，并从教育的社会效益这一角度探讨了过度教育的表现及其后果。Rumberger(1981)、Tsang和Levin(1985)等人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认为过度教育有三个含义：一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而言，受过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二是指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是指工人拥有比他的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这些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80年代初，专门对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当属Duncan和Hoffman在1981年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区分了个体实际接受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别，根据这一差别确定了对过度教育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工作所需教育(education required in the job)和教育不足(undereducation)。所谓“工作所需教育”是指某工作岗位对就职者个体教育内容和水平的实际要求；当个体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时，称为“过度教育”；当前者小于后者时，称为“教育不足”。由此，也可以说，过度教育是教育与工作不匹配(mismatch)的一个方面。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们推出了对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测量方法，并且对不匹配教育的收益率和匹配教育的收益率作了估算。 2.过度教育的测量 以Duncan和Hoffman的研究为基础，后来的学者发展了三种测量过度教育的方法。Hartog(2000)、Wim Groot(2000)等人在对80年代以来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工人的自我评估。这既可以由工人直接明确地说出其所处工作岗位所需的教育水平，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即由工人对他们自身实际教育水平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作比较，判断前者大于、小于还是等于后者。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职业分类中所确定的不同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与工人实际的教育程度的比较，确定其是过度教育、教育不足或与工作所需教育相匹配。 第三种方法的思路是，某类工作岗位所需的教育水平通常与工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的平均数和分布有关，因而可对某一特定职业中工人实际的教育水平和平均的教育水平相比较，当一个工人的实际教育水平超过（或低于）平均教育水平之上（或之下）一个标准差时，称之为过度教育（或教育不足），而落入平均教育水平的正／负一个标准差之内的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工作所需的相匹配。 第一种方法可称之为主观的方法，后两种方法称为客观的方法。这三种方法在所需成本、测量精度、客观性、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上等方面不尽相同，各有优缺点，研究者一般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及实际条件选择相应的测量方法。 3.过度教育的发生率 根据上述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西方学者相继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过度教育及教育不足的发生率(incidence)作了估算。下表是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 表1.过度教育及教育不足的发生率 单位：% 国家和地区 年份 过度教育 教育不足 196935 美国 1976 42 12 1985 33 20 1994 30.7 1986 31 17 英国 1991 15 9 1974 17 30 荷兰 1982 16 22 1983 16 16 1994 39 2 1985 17 23 西班牙1990 28 11 1982 24 48 葡萄牙1985 26 43 1992 33 38 中国香港 1991 34 26 资料来源：Hartog(2000);Wim Groot(2000);Cohn & Y.C.Ng(2000) 从上表至少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过度教育，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之和占了一半左右，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与工作需求的不相匹配现象比较严重。第二，从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展趋势看，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上升，而教育不足的发生率在下降。这说明这三个国家的教育扩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呈明显的U型，而到80年代中期后，教育不足现象逐渐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