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及其他

作 者:

作者简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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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目的

      教育应该给人什么?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大学教育,而是教育可以一以贯之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教育的责任是培养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有多少人,经过了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取得了更高的学位以后,在人生的旅途上仍茫然不知自己应走向何方,不知在这茫茫宇宙间,人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些终极问题不是时隐时显地叩问着我们的心灵么?

      在我看来,教育就是启发每一个人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教育的目的就是启发人不断地去“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巴特龙神庙的神谕,成为多少西方圣哲探讨人生的起点。

      哲学、宗教、科学、艺术都在各自的领域探索着它的答案。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人生的终极问题,逃避不了。

      天地鸿蒙,宇宙何时诞生?人起源于何时何地?于是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叩问天宇;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茫茫天地间、浩淼人类长河里一个有限的、独立的、孤独的个体,了解到每一个生灵都经历着生命千回百转的幸福与悲哀,于是有陈子昂登幽州台的慨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每当这首诗蓦然闪现在脑际,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背负行李,在荒凉苍茫的天地间踽踽独行的人的形象——这个人不仅是你,也不仅是我,而是每一个人的生之际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背负着对自己生命的责任,这责任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代替的。于是,一种对旷世的寂寞和根本孤境的感触也许就会在某一个未曾预约的时候突然袭上心间,如同陈子昂不自禁的怆然之泪。人多么像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忧郁的因理性而徘徊的王子哈姆雷特,在生命的纷纭歧路上一次一次做着艰难的选择——to be or not to be?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需要追问的,岂止生死问题。我,连同在我身边匆匆走过的人,不都在人生旅途大大小小的选择来临时,追问自己:我在往何处去?我应该如何选择?——to be or not to be?在时间织就的经线上,我们用存在的勇气,以自己的所思所为为纬,勾画着人生的坐标,一个一个坐标连接起来,便成为自己生命历程的屐痕点点,在这种过程中,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件已经完成的定型作品——除了死亡这个终结者雕塑家刻上最后一道印记,人只是在不断"to be"——成为——他(她)自己,而使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基于选择的责任。

      从这种意义而言,我想,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一面镜子,在启发学生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的过程中,鼓励学生通过反思不断认识自我,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行动的能力,由此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并担负起对自身与社会的责任。我以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培养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负责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和谐发展的人。如果将孩子们比作卫星,那么,成功的教育就如同运载火箭,让孩子们在星箭分离后自主地在求知的轨道上运行。

      自由的精神

      在我读小学与初中的时代,家庭的学校对孩子的要求往往是“做一个好孩子”:父母的好孩子、老师的乖学生。那时,在我们眼里,老师说的话、书本上印刷的字句,都是亘古不移的真理,我们将之记诵在心,仿佛真理在握,从来没有对它们产生过任何怀疑——直到我在十四岁那年遇到两位启迪我用自己头脑思考的老师。

      十四岁,正是对人生、对社会充满了疑问、寻索答案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经历数度劫波的中国人而言,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年代:思想文化界开始文化修复的努力,人们以道德、良心与理性反思着文化和社会问题。那时,正在学医的我和我的同龄人正处于开始自觉关注社会问题并希望由自己决定生活方式、试图拒绝家长和“大人”干预的时期。两位老师启迪我独立思考,鼓励我坚持自己信仰的真理。那时,我们常一同讨论鲁迅,探讨人文主义的精神,思考我们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为自己所坚持的理想辩护,只服从于让我认同的思考,从不因为他们的老师身份而自甘“屈服”,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心灵充实而快乐的日子。当我在纷纭的世事中,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心灵体验,用自己的理想支持人格与尊严时,我欣喜而又欣慰地发现,思考使我感到有力了。就在这种独立思考中,我一步一步寻找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现在的我常说,如果中国的很多问题要回到“五四”时期重新思考,那么,我的所有选择、思索就要回到十四、五岁的历程的起点。

      我曾问其中一位老师:你是在塑造我吗?他回答:“即使是塑造,也只能体现自由的涵义。”十余年过去了,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正是对生活中遇见的优秀老师的感恩之情,使我希望将生活给予我的惠泽转赠给我身边的人和比我年轻的一代一代,所以在医学与教育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作为毕生投入的事业。对教育中自由精神的思索也自此开始。

      提到教育与学术自由,就不能不令人怀念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未名湖畔,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又有背后拖着长辫的辜鸿铭等传统辩护士,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蔚然成风。我以为,这种坦荡、开放的胸襟不仅给老师以讲授的学术自由,给学生以选择的空间,更是对学生独立思索与判断能力的培养与信任,学校与教师相信学生可以通过独立的思考,在尽可能多的思想交锋中,了解认识世界有多种视野,从而祛除偏狭的观念,并最终形成自己所认同的观点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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