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一个具有传奇般的民族奋斗史和社会人文特色的国家，历尽侵淫而不灭，战后从日本铁蹄下解脱又经内战浩劫，60年代初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而今一跃成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9000美元，被誉为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奇迹”，亚洲“四小龙”之一。本文研究儒家伦理与韩国德育，就是要揭示那种使韩国产生“奇迹”、成“龙”乃至今日也能动员全民抗击“金融风波”的内在力量，揭示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生命机制的学校德育是如何发挥作用场和发生体的功能，塑造着如此博大精深、顽强不屈而又优美隽永的大韩民族的伟大精神力量的。 儒学自一千多年前传入韩国，它一方面强烈地影响着韩国的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注入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塑造了独特的大韩民族性格，建构起家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韩国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注入儒家学说之中，使之产生三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从而使儒教成为维系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立自强的崭新民族精神气质的力量。韩国人把这种体现韩民族精神的儒教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学校德育的主体框架，通过德育，使儒学反作用于韩国文化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韩国人。因此，韩国非常重视德育，把德育作为立国兴国之本，作为复国强国之根。正由于此，韩国历来重视德育，自古以来就强调学校德育的重要性，二战后就立即整饬德育，清除30年来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恢复德育课，把德育作为立国兴国的首要任务。战后初期开设了公民课，50年后，又专设道义教育课，藉以重振传统民族道德纲常。每次课程改革均对德育课进行重大改进，使之服从时代发展要求和为昌兴民族大计服务。因此，韩国学校德育的六次重大改革，都集中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强烈意识和兴国立国之宏伟志向，贯穿着大韩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奋斗向前的民族精神。 一、儒家文化摇篮中的韩国德育 任何一位真正的韩国人都毫不忌讳他们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之心，和对儒家文化的由衷的仰慕之情。韩国开国很早，但自公元前11世纪中国周朝时起，中国文化便影响了朝鲜，尔后汉字不断传入。7世纪时新罗时代就仿效汉政制建国，儒学在14世纪李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那时孔孟也像中国一样被封予极高的名誉，而汉字被作为官方文字，为贵族所垄断，这一切都使儒家伦理深深植入韩国文化之中。尽管后来儒家文化受到各种冲撞和变异，但是仍以独有的魅力和功能，成为韩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儒家思想对韩国的辐射和浸染，其程度之深、历史之久是东亚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中国古代太极图蕴含着东方文化中最深奥的哲理和神之所在。韩国民族把对太极神的膜拜与儒家关于“天”的思想结合起来，为建立“神创”国家提供了文化基础；韩国人使“忠”得以在家长制的专制统治上得到展开，并用“礼”作为维系民族这个大家族秩序的伦理道德。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规范之中，直到1910年日本入侵前朝鲜人还尊儒教为“国教”。在几千年中，儒教在作用韩国的同时，也经朝鲜人吸收、消化和实践性加工制作，对其再分析再阐释、扬弃和同化，获了许多新的特定意义。例如关于社稷的观念已成为韩国民族自身的逻辑思维；关于节义的观念成为民族正义之声；关于仁的思想也成为形成大韩民族精神的支柱。儒学的一切都已深深地注入韩民族性格之中。 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和渗透，孕育出当今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学校德育。首先决定着德育的方向：在韩国德育中，儒家纲常伦理教育是人生最重要课程，是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也是藉以走向世界，塑造大韩民族气质的最重要内容。在韩国教育宪章中列举应使韩国人获得的精神中，第一、弘益人间；第二、民族自尊。卢泰愚总统给公务员的“国政指示”是：“一、民族自尊；二、民主和合；三、均衡发展；四、统一繁荣。”其重要在顺序排列中不言而喻。而这个自尊，就是由儒家伦理铺垫出来并成为维系家族共同体政制的基本内核，这就强烈地凸现出儒家伦理作用学校德育的基本点所在。其次，决定了德育的基本内容：韩国德育的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传递儒学思想，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从初中“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为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第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再次，决定了德育的实践形成——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促使韩国人在社会活动中实践儒家伦理，把儒学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变成民族集体性格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它把儒家义理精神应用于民族主义上，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把君臣父子观念作为修身养性之德铭，引导学生重视道德修身与重视国家民族兴衰联系起来，力图把忠孝观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培养精忠报国的有文化的韩国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认识儒家就不可能认识今天的韩国德育是在儒家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 二、儒家伦理在韩国学校德育中的演变 儒家伦理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作了韩国式的运用。因此，儒学在韩国不像在中国那样变成食古不化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这确是引进文化的一个大好事，可以不像自己的那样保守。但韩国对儒学之重视则是其他国家引进文化所没有的。韩国更新儒学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是实学运动，二是开化派运动。 实学运动。16世纪后期起，韩国儒学走向思维极端，忽视经济和过于空疏的空洞理论这两大弱点严重阻碍着朝鲜的发展。在日本丰臣秀吉入侵、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等外国入侵的打击下，朝鲜经济陷入崩溃境地，民不聊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从而激发了对空洞思辨的朱子儒学的反思和批判，“实学思想”应运而生并形成运动。实学运动的实质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藉以批判被偶像了的朱熹体系和过于追求严格纯粹的僵化思想。他们认为，儒学说教很重要，但对一个国家来说，生民、为民、利用与厚生比“正德”更重要。实学运动有三大发展派别：一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经世致用学派，强调实用主义生活方式，提出改革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方案；二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利用厚生学派，他们大力批判抑制工商的思想，提出开放科技、振兴工商的主张；三是18世纪中叶兴起的实事求是派，主张用博学、实证、实用的精神探讨现实中的问题。实学运动突破儒学封闭的思维学域和空洞无用的道义之争，注重民生和从实际出发，主张振兴科技和发展经济，超越了中国当时关于“华”与“夷”对立的局限，产生了韩国式的“华夷一体”的世界观。这是韩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也是韩国儒学的一次历史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