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借鉴’、‘预测’、‘分析’”[1]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比较教育的分支领域——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也正在从单一国别的历时态纵向比较，发展为国别间就某一范畴具体内容的横向比较，进而上升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制度性探讨。就目前来看，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青睐于宏观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财政、教育法制等政策文本的解读，缺少对政策形成过程的深层理论阐释，使得政策研究流俗化为文本译介、资料拼盘，难以形成整体性、过程性、深入性的系统认知，导致我们对待教育政策现象，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有效解决本土教育问题。①事实上，与形成、解释和执行政策相比，分析和理解政策显得尤为重要。[2]在此，笔者从“元层面”的思考逻辑出发，在彰显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所具有的实质而非象征性的价值的同时，思考政策本身局限性，以促使其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价值 (一)有利于政策比较研究的思维逻辑重建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产生，都是社会价值取向的调整、重组在教育上的反映。因此，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中，我们不仅不能祛除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潜在影响，反而需要对孕育政策的社会发展脉络和谱系结构进行系统梳理，改变传统一元决定论的本质主义和主观臆断，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予以考量。即，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只停留于政策现象的静态化解读，更需要将政策文本投射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建构具有文化情结的政策形成过程。 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思维应是一种“旅行式”的逻辑重建，是在“自者”与“他者”比较、分析他者经验、找出差异原因、寻求在问题解决中形成认知图式。②这种追求思维逻辑的内在生成过程，是以“和而不同”的逻辑为规则，寻求“自者”与“他者”的政策对话为前提。具体到教育政策比较过程中，则需以源发于本国的教育问题为中心，摒弃单向输入的思维方式；在政策空间中充分统合影响政策发展的相关因素，在彼此互动中建构新的质素，避免在教育政策比较借鉴过程中，出现一方陷入另一方话语谱系和思维范畴的被动局面。 (二)有利于政策比较研究的文本脉络厘清 教育政策作为规范的制度文本，其文本意义的外在表现是通过“文本质感”(textuality)与“文本互联性”(intertextuality)实现的。“文本质感”是指诸如文本的类型(genre)、文本所采用的框架(frame)、修辞(rhetoric)、比喻(metaphor，iconicity)、叙事体(narrative)等文本表达的形式、组织、结构、风格。[3]“文本互联性”则是指对政策文本的认识，并不是在真空中，以孤立、锁定化的方式进行，而是在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之间、文本与时空之间的对话中，进行理解并产生共鸣。 就“文本质感”来说，静态形式呈现的教育政策文本，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一项政策的表达技巧、边界划分、语用风格和内容架构，都是政策利益相关者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进行社会性重构的境遇化分析。研究者在对原有教育政策的二次解读时，他的判断和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受教育实践的外部环境，如区域、文化、历史传统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就无形中要求研究者本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认知批判能力和行动建构能力。对此，曾荣光教授结合查尔斯·泰勒(Taylor，C.)和保罗·利科(Ricoeur，P.)的观点，指出政策比较研究需要厘清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文本作为一种经固定化的话语，它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与统一性是什么？(2)文本的主体是谁？这个分支问题又可以包括：①文本的作者是谁？意图通过文本表达意义的是什么？作者是在怎样一个脉络下写作文本？即，文本‘去脉络化’了些什么？②谁是读者？他(或他们)从文本中阅读得到哪些意义？他是在怎样一个脉络下从事阅读？即文本在被阅读过程中再脉络化了些什么？文本所指谓或尝试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及存在的世界？”[4] 就“文本互联性”来说，研究者多将重心放于文本脉络与外在实体分析上。由于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是他国(或地区)的教育政策融汇(synthesis)本国的教育实践，不断实现异域之间文本政策对话、共生的过程。因而就某国教育政策来说，必然面对如何对他国(或地区)的教育由反向被动吸引转为正向主动内化的问题。有研究者通过对中美两国当下深入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比较发现，两国“相向而行”的变革趋向是复杂的社会变革对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提出的新要求，在顺应各自政策变革需求的同时，中国教育政策的清晰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政策的权力与权威性，尚有欠缺，需要做出提升。[5]正是这种文本之间的关联，帮助我们注意到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政策的有待修缮之处。 (三)有利于政策比较研究的范式取向调整 “二战”后，整个社会对效率的追求愈加明显，自然科学中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综合性目标—手段理性”(comprehensive means-end rationality)范式有所发展。这种范式在理论假设和研究结论之间架起了数据桥梁，形成了通过实证“倒推”的方式证明预定假设的"because-of"的因果解释。[6]这通常现于不同国别的教育资源配置、学校招生就业改革、财务性教育收入支出等方面的教育政策比较中，分析政策转化为行动后的产出期望值与预定目标的契合度，以及全民教育的现实境遇，并提供相关政策性建议。在政策评估过程中，面对诸如大学质量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影响这一议题，如何有效排除残差项中所存有的内生解释变量和自选择问题对研究的干扰，提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也需要随机试验、自然实验、断点回归模型、倾向分数配对法等量化研究方法予以解决。[7]数据分析下的量化取向，有利于教育政策针对的研究现象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发展，并借此探寻某种教育规律或教育标准。但是，认知的限度以及政策的意识形态干扰，决定了量化取向在面对价值层面的意义性探讨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