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欧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最近在一篇回顾20世纪历史的文章中说，19世纪是自由主义的世纪，实际上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914年8月结束的。而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注：拉尔夫·达伦多夫《总结与希望》，载《明镜》杂志1998年第45期第76页。）但是，据我看来，在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影响最大的经济与政治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包括新、老自由主义）。如果说，20世纪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以及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显示了老自由主义学说导致的资本主义严重失控（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给20世纪人类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建、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战后的经济奇迹，则证明了以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所代表的改革后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作左冀新自由主义）创造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给一度严重失控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在进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之后为西欧世界带来的空前繁荣。 众所周知，崇拜市场自由竞争是新老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崇尚个人自由（特别是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灵魂，也是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础。传统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它把个人或者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说成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发展动力。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弱肉强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胜者通吃。霍布斯强调“人和人之间是豺狼”。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这一命题。自由主义认为，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根本无法把无数单个经济活动主体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机构手里。因此要想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正确干预，进行宏观控制，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所以国家（或者政府）最好是听凭市场机制潮起潮落、云起云飞，听凭价格机制自由发挥作用，不要对于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对内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外防止民族国家的外敌入侵。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制造了一个残酷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导致了工人阶级大规模社会贫困，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最初的含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就是从解决工人阶级贫困化这一社会问题开始的。 传统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竞争可以导致垄断，垄断可以窒息竞争。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信息载体的市场价格也可以因为各种投机活动或垄断行为而扭曲变形，而过度的竞争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严重失控，从而导致各种危机和社会冲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剧烈冲突中寿终正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像老自由主义那样笼统地反对任何国家干预，而是主张国家应当在保护竞争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反对垄断的方向上进行国家干预，这就是新老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曼彻斯特模式是一种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不要任何制约、不要任何束缚的过分放纵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过分放纵导致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时代法西斯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实行全面干预与全面统治，建立了一种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经济制度，同样把欧洲引入毁灭性的灾难。而左翼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德国弗赖堡学派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则吸取了上述两种极端发展的反面经验教训，主张把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与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很好地结合起来，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度”。艾哈德创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把市场自由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推行改革的成功范例。他所设计的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国家保障经济自由，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保障社会公正与安全。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保险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通俗的公式来表示，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总体调节+社会保障”。现在人们把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看作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 社会市场经济与莱茵模式的胜利成就是人所共知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成为欧洲经济建设的胜利旗帜，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深处。整个西欧社会被新自由主义所征服。 达伦多夫说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我看实际上应当说是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的世纪。首先是保守主义政党被新自由主义化。保守主义原来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说，现在已经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同义词。然后是社会民主党不断地被新自由主义征服、驯化与改造。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实际上标志着这个党彻底抛弃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抛弃了原来纲领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全面接受社会市场经济原则，抛弃了原来工人阶级政党的旗帜，宣布要作为一个全民党，接受议会民主制，接受左冀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共同参与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建设。这是战后历史上西欧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被新自由主义化。 二 7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被称作右翼新自由主义，它以哈耶克、米塞斯为首的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被称作新右派。据我看来，左翼新自由主义与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差异起源于西方资本发展战略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发民族国家范围的国内市场，在福特主义企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用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以保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资本利润增长。在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中，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所以艾哈德把促进大众福利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奋斗目标。艾哈德说过，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建立的经济结构就是要消灭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生产领域依靠竞争，在分配领域依靠社会保障制度。要通过国家划拨福利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建立并且完善防御各种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开始了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合理化、大量削减劳动岗位（特别是非熟练技术劳动岗位）基础之上的新经济时代。充分就业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抬高劳动成本，抬高商品价格，削弱本国商品出口能力，降低资本利润，阻碍经济增长的障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认为，信息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就是：“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导致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条件——这就是高失业率的增长。”所以“劳动市场的噩耗在华尔街被当作胜利消息。这背后的算计是很简单的。如果劳动成本将下来，利润率就会升上去。”（注：乌尔利希·贝克《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124页。）70年代末80年代初崛起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也就是新保守主义，后来被称为右翼新自由主义，正是顺应了这一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推行了一种高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政策。从理论上他们引述哈耶克、米塞斯的学说，认为市场机制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干预，相反地在某些领域使用严刑峻法进行了强硬的国家干预，比如私有化、打击工会、修改劳动立法、削减社会福利等。他们的“不干预”，例如放松控制、自由化都是针对资本而言的。换句话说，他们站在西欧资本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西欧资本的利益而使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权力。在战后西欧政治文化中曾形成了一种左派关心公正的社会分配，右派关心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的政治角色分工。而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右派角色，他们创造了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后来又被称作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叫作“新美国模式”或者“芝加哥模式”。西欧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加强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口号下，把提高资本利润放在首位，把广大雇员，特别是作为西欧工人阶级多数的广大非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推动科技产业革命、刺激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谋求本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坚挺地位的同时，一方面在政府政策范围内推行放松控制战略，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从税收、贷款、利率等方面向资本提供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支持雇主推行合理化，大力消灭劳动岗位，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拆毁社会福利国家，使居民社会住宅、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都变成了危机地带，向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大历史斗争成果、工会的集体利益代表模式以及社会福利国家挑战。80年代整整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促进了西方资本，首先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实现了资本的全球化。在西欧各国国内市场日益饱和的情况下，西欧资本开始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域界限的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而新的科技产业革命，特别是交通与通讯交往手段革命、信息产业革命，使得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成为可能。1996年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增长11%，利润增长15%。另一方面加剧了西欧社会广大居民阶层的贫困化，加剧了西欧社会的贫富分化。1997年欧洲联盟内部10%最富有的居民的收入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收入最低居民收入只占欧洲联盟全体居民收入的3%；在欧盟国家中，贫富悬殊最大的是葡萄牙，10%收入最多居民和10%最贫困居民在本国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8%与2%。（注：卡尔·海因茨《世界经济结构转变及其后果》，载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