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现代化理论”更能引起人们持久而热烈的兴趣，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它能引发更多的研究和辩论。从李普赛特1959年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以来，几代学者对这个命题反复检测、批评、辩护，使这个领域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累和系统的知识框架。 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它与经验现实的紧密相关性。过去半个世纪，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很多亚非拉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确立了民主制之后，20世纪60、7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回潮；70、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给世界带来了“民主欣快症”，但这种“欣快症”很快被“不自由的民主”、“竞争性专制”等夹生民主现象泼了冷水，人们对“选举式革命”能否带来良性治理产生疑问。总之，现实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李普赛特看似简单的命题历久弥新。 现代化理论的长盛不衰也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有关。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和严密，往往因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打破理论辩论中的概念僵持。同时，大量跨国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不断涌现。比如在测量民主程度方面，自由之家指数（Fieedom House），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 IV）等被广为采用；在经济数据方面，麦迪逊等建构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数据[1]，使历史性的跨国比较得以可能；在比较文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等跨国文化调查。这些数据库使学者得以更充分地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政治，过去在概念层面的探讨也因与经验接轨而得以向纵深发展。 本文试图梳理现代化理论过去50年的发展，实证的角度来检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虽然，几乎没有学者试图论证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单因的、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但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影响、多大程度上影响、如何影响民主化进程，却众说纷纭。梳理这一领域的观点，不仅有利于理解他国的民主化经验，而且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在这一经验谱系中的位置与发展趋势，对于思考中国政治的变迁及走向也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笔者看来，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本文将依次梳理，并简略总结评价相关辩论。不仅阐述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将介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这是因为理论的有效性不仅来自于学者的概念灵感，也来自于其论证方法的严密和经验资料的可靠。① 观点本身可能随着现实变化而过时，但研究方法却可以不断积累，从而使学术进步得以可能。 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稳固。李普赛特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其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1959）被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普赛特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要从“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2]，以一种实证的方式来论述这个问题。 为此，李普赛特按照民主程度把研究对象分为四组国家：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不够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相对民主的拉美国家、专制的拉美国家。衡量经济发展水准的则是四个变量：财富、工业化程度、教育和城市化程度。他发现，民主程度和经济水准之间存在显然的相关性：“数据显示，在更民主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准要高得多。”[3]据此，他得出结论：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② 而经济发展之所以促进民主，根本原因在于它改变阶级关系：对于底层，相对的经济安全让他们以更长远的视角看问题，免受极端主义的蛊惑；经济发展也壮大了中产和中间团体，而这一势力往往能缓冲政治矛盾；对于上层，经济发展带来更多资源，从而缓解他们对于底层再分配冲动的恐惧。李普赛特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其次，这个理论框架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国家和时代的经验资料去不断检验。正是这种清晰的框架和可检验性，使该领域的学术对话不断发展。 1959年之后，针对李普赛特命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参与这场对话的不仅有政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多学科背景使相关研究出现了两种方法论取向：一是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主的量化分析方法；一是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主的历史比较分析。 在量化研究方面主要有：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1973），针对早期的民主测量方法缺陷，设计了民主测量方法，对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通过回归分析，其研究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尽管其回归结果显示，在“门槛”之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边际递减。[4]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1979），驳斥了那种“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他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民主化的早晚对于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能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5]伯克哈特等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1994）针对以前数据样本过小、民主测量方法过时及缺乏时间序列等问题，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6]巴罗1999年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他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民主化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民主的逐步提高。与之相对，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7](P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