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1］04－0020－04 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在不同历史类型的政治共同体中，其形式也随之变化。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共同体中，民主采取的是体现“人民主权”价值的公民直接统治和管理城邦公共事务的形式，此形式被称为直接式的古典民主。而在当前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囿于地域、人口以及社会事务的复杂性，直接式的古典民主不可行。因而人民不能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通过定期选出的代表来行使这种权力。于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公众有充分的自由和参与权利、有效的问责机制等方式来实现“人民主权”价值的代议制这一现代的自由民主政体形式便应运而生。 应该说，内生于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中的自由民主，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其所蕴藏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等内在价值理念也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认可、期待和追求，从而不断彰显出其魅力。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至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亨廷顿所谓的三波民主化浪潮，致使自由民主成为了当今世界民主的主流模式。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滚雪球似的蔓延开来。由葡萄牙激起的民主化浪涛，席卷了南欧，横贯拉美，来到了亚洲，波及非洲，冲垮了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共产主义政权的纷纷垮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失去了竞争对手，西方的自由民主也似乎成为世界各国政体的唯一选择，以致“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等论断充斥于思想界。正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的独特价值和魅力，致使许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纷纷将西方自由民主移植入本土中。就此意义而言，自由民主对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来说，是属于由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并强加于社会的外生型制度。 但是，作为一套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每一项制度具体的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无论是内生型制度还是外生型制度，它们的功能，必须经过实施环节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而在规范意义上，每一项制度都要求具有可实施性（practicability）。当然，可实施性不仅仅要求每一项制度得明晰和具体，更要求行为者有激励去遵守它，真正得到行为者的遵守。因此，与内生型制度不同，外生型制度是外生于人们之间的互动，是一小部分人有意识的设计或推行，反映了这部分人的理想和利益，因而很有必要在经验层面上来审视这种外生型制度的可实施性。也正因为如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若要植入和维系西方自由民主这一外生型政体，则需要审视该政体的可实施性，这就涉及到民主巩固话题。民主巩固是一些学者在观察到部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未能建立有效、稳固的民主政体，少数国家还出现了民主的回潮现象时所兴起的新兴政治学术语乃至分支学科。亨廷顿在概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时，就注意到了在前两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每一次之后都出现了一次回潮的现象。因而那时他就着手探讨了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而这也就引起了一些学者对民主巩固影响因素的研究兴趣。 一、“国家性” 自从以民族国家作为组织形式的现代国家出现以来，民族国家便成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基本单位。于是，林茨和斯泰潘指出，现代国家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因为民主程序的标准是以单位自身的正当性为前提的，民主的内涵要求一定领土范围之内的公民就政府得以产生的程序形成共识，从而使政府可以合法地要求公民服从。而在许多国家非民主政体的转型同时伴随着深刻的分裂：哪些在事实上构成了政治共同体，哪些民众应该成为该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换言之，在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边界和公民资格方面存在着分裂，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性’（stateness）问题。[1]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性”指涉的是民族（亦称国族）认同问题。因此，在林茨和斯泰潘看来，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优先于民主－国家建构。“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关于国族的认同，在逻辑上优先于民主制度的创建。”[2] 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正如林茨和斯泰潘指出，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除了面对那些前共产主义政体所共有的问题之外，还继承了苏联特殊而严重的国家性问题及公民权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俄罗斯的民主巩固过程显得异常复杂和艰难。又如，乌克兰的东西区域分化，民族认同的国家性问题同样使得乌克兰的民主巩固难度加大。因此，国家性问题切实是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虽然国家性问题主要是存在于很大程度上由自然和历史所形成的多种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着此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例如，西班牙虽然存在着加泰罗尼亚（Catalan）和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但其国家性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民主也获得相当程度的巩固。 二、政治历史遗产 一些学者非常重视政治历史记忆及遗产对民主巩固的影响。这些政治历史遗产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民主经验和转型前政体的性质。 亨廷顿指出，在20世纪，极少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他继而指出，具有较长的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的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3]希腊学者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Nikiforos Diamandouros）在总结南欧地区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时，也提出了相似观点。[4]对此，亨廷顿还特意对第三波国家在二战后的民主经验进行分类。其中，巴基斯坦和巴西等7个国家的民主经验为10－19年，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3个国家的民主经验不足1年。若按照亨廷顿上述的观点，相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巴基斯坦和巴西的民主更容易得到巩固。可经验事实是，目前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民主政体，远远比巴基斯坦和巴西的更加巩固。由此可见，民主经验并不是民主巩固的充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