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6）02—0042—05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是从实践哲学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中介，体现了葛兰西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独创性。[1](P25—26) 从其当代效应来说，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既是阿尔都塞讨论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前提，又是哈贝马斯讨论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理论前提，而新葛兰西主义者墨菲与拉克劳的激进民主政治，更离不开葛兰西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探索。可以说，讨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特别是其政治哲学的发展，就无法绕开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的分析。 与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解释不同，葛兰西不再将市民社会限定于经济生活领域，而是从上层建筑领域来理解，将之看作是革命能动性的重要场域，而这一思考，又是同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推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组织化生产体系，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正是在这个转型中，近代思想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观点让位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统一的观念，黑格尔设想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理开始实现出来，这是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同时组织化生产，使得劳动结构中的科层制向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发展，体现出市民社会向国家的渗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① 一、福特主义与市民社会的结构转型 讨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首先必须了解他对当时社会结构的总体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历了又一次转型，即从传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了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一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替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组织化体系替代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国家干预与资本集中日益明显，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哈贝马斯称之为“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2](P179) 由福特主义所导致的这种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构成了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他分析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的现实基础。 社会结构的这一转型首先发生于社会生产领域。1911年泰勒的《管理原理》出版，他将人的劳动过程划分为具体相联的环节，以专业化的分工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思路。1914年享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劳动体系，使得机械化分工、大企业生产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组织形式的更新，使劳动力的手工技艺不再重要，劳动者必须从过去的技艺转向以机器为本体的技术。对此葛兰西批评道，这“实际上以原始的愤世主义表现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将工人发展到最高程度的自动的和机械的程度，与旧的具有质性的职业工作的心理—身体联合体相决裂。”[3](P302) 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带来了高工资，但这种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工人可以自由的、纯私人性的消费，就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可以酗酒、放纵情欲，福特必须对工人的身体加以监控，干预其雇工的私人生活，雇工如果过度饮酒和放纵情欲，就会将身体的能量用于组织化生产体系之外，无法在第二天适应完全自动化的生产过程。[3](P304—305) 在这里，葛兰西已经触及到了福特后来的问题，即性本身是作为监控的对象建构起来的，这合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 生产过程的转变，导致了组织结构的转变。福特生产线要求大量的原材料，对零件的尺寸偏差和交货日期都有要求，自由市场式的采购已不再适合于生产的需要，这促进着工厂的联合化与体系化，同时，批量生产对交通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大型的康采恩与托拉斯产生的现实条件。生产过程的组织化必须要求机构的组织化，“看不见的手”必须转变为“看得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这是市民社会向国家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要求国家从外部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措施，国家深入到商品流通与社会劳动领域，使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转变为政治动力，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化的过程。福特体系的发展，使市民社会的意义再次呈现出来，但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市民社会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已经蕴含着国家的内容，这是国家向传统的市民社会领域的渗透，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从过去的分离走向了融合，国家已经将市民社会包纳在自身之中。对于这个趋势，韦伯曾这样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是由现代原则激发的。现代国家为取消自治和‘私人’拥有的权力打开了道路……这整个过程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吞并独立的生产者的发展过程相平衡。最后，现代国家控制了整个政治组织”。[4](P82) 对于福特主义，欧洲当时存在着一种价值性的批判，即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对于这种理解，葛兰西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美国的福特主义是否是一种新文化，或者美国是否存在着文化，这种文化是否会侵入到欧洲，而在于福特主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标准[3](P317)，一种未来发展的方向，特别是随着组织化生产体系的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主体开始形成，即中间阶级的形成。可见，在面对福特主义的问题上，葛兰西与卢卡奇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卢卡奇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物化的开始，这条思路经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路。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当全面的物化占据着现实大地时，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而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倒是更加认同于马克思的思路，即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区别对待的思路，在葛兰西这里就是将工业体系与资本主义关系区别开来，强调从工业体系的进展中获得变革现实的基础。 在这个转型中，原来出现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转换成为政治利益，经济领域中的斗争转换为政治领域中的斗争。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认为只要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买卖和竞争，就能够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而现在，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公共性批评，自律的主体构成了批判的理性前提，在这里，暴力起着重要作用；但在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自律的主体让位于组织，而体现组织利益的就是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因此在政治上，政党能否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政党要获得合法性，不仅要代表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公共利益，这是因为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使一些公共利益呈现出来。这就出现了葛兰西思考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一是只有在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强调与说服才同时成为强化经济结构合法性的工具，这时才能真正地提出文化霸权问题。[3](P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