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制度优于人性：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命题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1](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2](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21) 2.中世纪专制和神权压制、摧残、扼杀人性达到极至，使对权力限制和监督的法治思想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意识。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3](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5](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6](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7](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8](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二、制度决定人：邓小平解释“文革”的政治哲学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文革”，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革”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文革”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1.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文革”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