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 《文学报》《当代作家评论》 协办 大连新隆基国际酒店 沈阳新银基热浸镀铝（集团）公司 我们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中国文学有一点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过于世俗，过于缺乏艺术性，过于缺乏精神上的灵光。中国作家过分集中地把注意力盯在社会政治这个层面，社会如何污浊，政治如何腐败，老是被这些东西缠住。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本来可以摆脱“文革”时候过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获得稍微广阔一点的发展空间，应该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局面，尤其应该出现具有精神超越性和灵魂升华感的大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期待都不幸落空。经过二十年发展，我们的文坛依然精神苍白，空间窄小，面貌单一。 不能说这些关注世俗社会的文学是错的，它们都没错。它们都是截取了我们生活中某一面的真实，非常客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是这么可怕。我们到单位去开一个会，或到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去办一件事，哪一次不是被那些下流的面孔、下流的语言拆磨得身心疲惫，那种备受伤害备受凌辱的感觉久久纠缠着你，三天三夜也摆脱不掉。回到家里想读几行文学作品，又不得不面对这些柴米油盐和馊豆腐烂玉米，不得不面对这些下流的嘴脸和无赖的权谋，实在没有一个好心情和好感觉。只能是越看越沉重，越看越绝望。 为什么中国文学只能这样。难道文学就是复制生活的肮脏与黑暗吗？中国文学有没有可能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有没有一种不只是复制我们的下流和绝望，同时还对我们的堕落表示悲哀、对我们的苦难表示悲悯和抚慰的文学存在？基于这样的期待，我渐渐害怕那些虽然真实客观、却仅仅只是复制生活的作品。比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反腐败的作品，反响很大，有朋友推荐我读，我说我不想读。官场怎么样腐败还要看它吗，哪个人不知道。对于社会腐败和我们自己的内心状况，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有基本的了解和认知。这个业已被大众了解和认知的事实，是不需要文学作品来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通过作品来告诉我们，我想柏杨一个酱缸蛆的比方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一句话就已经把我们自身的恶劣境遇和内在精神的恶劣状态描述得十分明白。 如果一个作家倾尽他的终生力气，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人们都已经知道的认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是酱缸蛆，这个作家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应该超越这个东西。目前中国文学在整体上是没有超过这一层东西的。我们把笔触伸向社会的时候，老是用《三国演义》和《子夜》的模式来展现这种社会画面。本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艰辛的努力。以前的作品没有给我这么大的震惊，没有让我充分感觉到这条思路的不足。因为以前那些作品还写得不够精致。比如《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都有点粗俗。《故乡天下黄花》采取调侃的荒谬的喜剧手法，肯定要忽略很多东西，更是给人以尚未说尽的感觉。看了《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我曾经对这一路作品寄于很高期望。我期望有人写得比《古船》更精粹，比《故乡天下黄花》更加具有艺术内部的文本意义。 可是这样的作品一旦诞生，我就感觉到它的缺点太多了。《羊的门》在文本上是比《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更加成功的小说。它已经充分地文学化了。这个作家既很有才气，也有极大的艺术耐心。我觉得他比张炜比刘震云都有更好的艺术耐心。《羊的门》从文本本身来说确实是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 正是作者的耐心和作品的漂亮，使得我对这一思路的文学忽然怀疑和失望。我觉得中国文学沿着这条思路已经走到头了。这种模式所蕴涵的资源已经被我们用尽了。再在这个空壳中这样走下去就只能走向覆没。 为什么令人瞩目的小说老是这种模式的作品呢？其中大多数作品甚至还没有进入文学状态，都是非文学文本。为什么只有这种非文学文本才能博得读者呢？中国人对文学本身的要求太少。人们不向文学要求文学，而只向文学要求一般的公共认知。老百姓尽管内心有了这种认知，但是由于这种认知只能在私下里谈，他不知道如果拿到公共场合，这种认知能不能跟人一致。这些作家通过文学文本告诉一般的老百姓：我与你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老百姓就感到非常的拥护。在这个意义上，它自有它的社会意义。但是这样的作品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有给文学内部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从文学的内部来说，每一个作家都应该而且必须是这样的上帝。你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就是你说有光就有光的世界。可是中国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他都不说要有光。制度怎么黑暗，政治怎么黑暗，日常生活怎么黑暗，内心隐秘的自然人性的冲动怎么黑暗，他只写这种黑暗。几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满足于传达这种黑暗。把这种黑暗一股脑地向读者传达出来，表现出来。所以看得多了，我很害怕这种黑暗。 这种黑暗一方面是生活告诉作者的，作者这样的传达本身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整体上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即使生活整体是这样的，只有黑暗，我们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我们与这些黑暗是什么关系，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精神上的劳动，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现实的黑暗，是不是因为我们企图创造一点光明出来。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内在要求，目前这样状态的写作是不是完全合理，这就值得考虑了。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二十世纪是很残酷的一个世纪。确实有很多阴暗的东西压着我们的心。但是其中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亮色的。比如在1957年，尽管那是一场政治游戏，但是毕竟有那么多敢于仗义直言的人站起来挑剔这个社会的缺陷，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光明所在。尽管在1957年前我们进行了许多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清洗和思想清洗，可是1957年还有这么一批人站起来说话，这些人就是光明的承载者。1998年《思忆文丛》出版以后，我看到北大当初那批年轻学生讲的话，真的感到震惊。在1957年批判刘宾雁的会议上，刘宾雁的一个朋友竟然因为感到不公平不正义，马上就以跳楼自杀表示抗议。后来，中国还出现了顾准和张中晓那样的人，还出现了一批像林昭、遇罗克这样的人。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知识分子，对我们的生存状态一直保持着清醒。可是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就是看不到这样的财富和尊严？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走不进我们的文学文本？究竟是因为它不符合审美的要求，文学自身必须拒绝它们，还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群体内心都太阴暗了，我们对那些伟大与光明永远视而不见。如果文学是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完整的表现的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简直就是一路黑到底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