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3-0022-006 自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人类而言，是同一的；但作为一种折现在不同文化中的概念，则是千差万别的，就好像“月映万川”——同一个月亮可以由千万条河流照映出不同的影像，同一个自然，也可以由不同的文化映出无限的自然观。中西方对自然的不同认识，究根溯源，是由于存在着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所造就的不同思维方式；而这源于不同思维方式的“自然观”，又最终导致了中西艺术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迥异的表现方法。 一、中西方文化折现中的“自然观” 季羡林先生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指出：“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1](P19～20)这是一个概括相当准确而又被普遍接受的论点。在这一论点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是从分析的角度来对待自然，而东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综合的方法去理解自然。 自古希腊哲学初期一直到以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高峰时期，西方的哲人们可以说都是用分析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的。不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倡的观测方法还是柏拉图主张的思辨理论，无论自然被视为上帝的创造物，还是被认为是理念的投影，这种分析的态度是一贯的，而且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理论上的隔阂——人是被动的、局外的，人不属于自然。 中国古代文化中，宇宙、自然、历史、人生是融为一体的。自然和人类都是最高的终极——“道”的某种体现。在这种综合的自然观中，人和自然是不可分的。人是主动的、局内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西方历史上的哲人们，在用分析的眼光看自然的同时，也一直在用分析的方法寻求着“自然”的本质和根源。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大约公元前600年，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城，以泰利斯(Thales)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开始研究自然世界。相传泰利斯曾说：“万物都来自水，世界充满了神祗。”这话表明，自然源于水，而其物质性和神圣性是不分的。大约公元前525年，在意大利半岛南端希腊殖民地的哲学家毕达格拉斯认为宇宙一切都可归结为数字，而数字是神秘的。在毕达格拉斯的观念里，科学思想和神秘主义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科学研究是宗教求道的道路。到了柏拉图时代（约为公元前427～347年），可见的自然界变得不可靠、不真实，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至善”的理念世界，那才是真实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批判地提出，人从感官经验得到的经验是真实的，并主张以观察的方法来描绘自然。但从自然和人之外寻求自然本质的倾向是一直存在的。 希腊哲学从诞生时起，人与自然就是分离的，自然始终是神秘的。到基督教思想兴起后，人和自然的对立进一步演化为“自然”与“神恩”(Grace)的对立，自然是已被人的罪玷污的，真正有价值的是神恩，那才是人应当追求的对象。到十三世纪Roger Bacon用雏形望远镜观察星象，还被正统教会人士认为是“魔鬼的眼睛”。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兴起，西方才又重新开始研究自然。 中国古代，当周完成了对殷的征服，也在文化上完成了以周“天”取代殷“帝”的转变。殷人的“帝”是天上的神；周人的“天”虽然高於人，却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引《泰誓》）的自然。这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历史观，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万物生于元气”、“顺乎自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种重要的宇宙本体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而“道”、“其中有精”，这“精”就是指精气，亦即元气，它是万物的本源。[2](P428)儒家继承并发展了“天道”的思想，强调遵从天意。原始道家也继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主张人合於天，人融入自然。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虽然从人的认识经验上说，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各有侧重，但从本体来看，都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包涵了宇宙—历史—人生。在这种自然观主导下，对人如何把握自然的理解，庄子强调：“天道自然无为”，“道”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指宇宙万物内在的自然规律。世间万物都是“道”的体现，“道”自有其人为力量无法改变的内在规律。《史记·孟荀列传》中记齐人邹衍“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在这里“自然”不是被分割或抽象，而是在推演中被整体把握。因此，写《中国技术文明史》的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称邹衍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创始者。 二、中西艺术本体论中的“自然观” 中西不同的自然观导致了不同的艺术观念，因为在对艺术本质的探讨中，“自然”显然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首先，中西方诗学都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摹仿。在古希腊“文艺摹仿自然”即已流行，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均持这种观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位思想巨匠虽然都认为摹仿自然是艺术的本质，但对摹仿自然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柏拉图的“摹仿说”有别于古希腊朴素唯物的艺术摹仿说，认为人类感官所接触的自然是“观念世界”的幼影。艺术又是摹仿这幻影世界的幻影。故而：自然是理念的摹仿，而艺术摹仿自然是对理念的幻影——自然的摹仿，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的本质——理念。亚理斯多德则在修正老师柏拉图的唯心“摹仿说”的基础上指出：自然界是真实的，并非幻影。所以艺术摹仿自然、表现自然，可以增进知识、表现技能，是有价值的事。[3](P238～239)“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诗学》）[4](P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