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对文学批评的抱怨声和不满声，有的很严厉地指责文学批评缺席了，文学批评家失职了。但我对有关批评缺席的说法深表怀疑，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当然，在我们的公众活动范围内，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了，批评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但这到底是批评家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却是需要认真辨析清楚的。在我看来，当代公共舆论的空间已经是几乎找不到文学批评的位置了，所以这并不是批评缺席不缺席的问题，而是社会没有给批评留下位置的问题。至于文学批评界本身，一直就存在着恪尽职守的批评家，他们不在乎社会对批评不公正的态度，他们自说自话式地进行着批评，他们的声音虽然没有被社会浮躁的人群捕捉到，却在另外一个空间自在地传播着。比方说，在上千种花花绿绿的期刊中，就很难得地存在着几种素朴的文学批评的专业杂志。据我了解，这些文学批评杂志的生存条件都很艰难，但他们坚守着这块阵地，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来做。这些刊物也吸引了一批兢兢业业的批评家，长年以来，他们默默地在这里进行着严肃的文学批评。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他们立足于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思索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开设了几个学术性很强的专题，如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二十世纪文学学术史回顾、经济科技全球化形势与文学的关系等，在这些专题下，他们已发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 又如各个地方办的理论批评刊物都互有建树。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在办刊的十多年中一直控制着自己与创作界的距离，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学术品格。陕西的《小说评论》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个多元互补的生态系统，他们经常就一部文学作品组织几位评论家批评，这些批评文章在学理的层次上构成了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关系。广西的《南方文坛》这几年努力为年轻的批评家拓展发言的空间，集结起一支有生气的批评力量。还可以举出河北的《文论报》、湖南的《理论与创作》、江西的《创作评谭》、天津的《文学自由谈》等。从这些报刊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代文学批评茁壮的生命力。但相对过于喧闹也过于浮躁的社会，这里的批评显得静悄悄。静悄悄，是因为人们漂移不定的目光不愿在这里停顿。为此，我要对这些长年坚持着严肃文学批评的报刊表示深深的敬意。 批评没有缺席，那么批评是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毛病呢？ 对此也许是不必讳言的，比方说，肉麻的赞歌式的批评文章太泛滥，商业炒作的广告文字也穿上批评的外衣，贩卖大量西方的理论术语做一些半通不通的晦涩文章以此充当新潮的代言人，等等，类似这样的毛病不是显而易见吗？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发现了文学批评存在着许多的毛病，是否就能断言如今的批评全部都堕落了、烂透了，不可救药了？有很多人很轻易地就得出了这种断言，然而我从这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他们的视野狭窄，在他们的视网膜表面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盲区，我怎么就能够轻信他们的断言呢？就是说他们只看到市场上叫卖得非常好的通俗报刊，这些报刊动辄发行几十万份，上面充斥着让市民们感兴趣的社会热点、名人绯闻和各种奇闻轶事，但这类报刊的威力很大，也许一件小事，只要在这类报刊上登上哪怕一块小小的豆腐块，就会成为千家万户当天晚餐后议论的话题。而令人们不满的批评文字，比如那些肉麻的赞歌，商业炒作的广告文字，多半是从这类通俗报刊上传播出来的。那些断言文学批评已经无可救药的人，多半也就是以这里的文字作依据而作出判断的。而我要说，这不过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井底之蛙的高见。因为他们坐在井底，只盯着大众传媒这一小块天地，就以为看到了文学批评的全部。当然，传媒上的批评也是一种批评的方式。像去年以来，一些观点偏激的、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章就多半是在大众传媒上发出的，又在传媒上反复地被炒作，把批评弄得格外的热闹。媒体上热热闹闹的批评虽然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种热闹的批评，而忽略那些静悄悄的批评。这就涉及一个批评层次和批评功能的问题。 一个正常社会的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应该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多变化似乎都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推进，而表现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媒体批评的迅速发展和在左右社会情绪的寒暑表上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而在媒体批评之外，还存在着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学理批评，赏析性审美批评，等等。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在这里有关批评存在方式的几种划分显然不具备严格的理论意义，因为每一种类型的批评并不是在同一个概念层面上进行定义的，如媒体批评是从批评的载体来定义的，而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是从批评内容的性质来定义的，然而在实践意义上，这几种区分却是很明确地廓清了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不同批评功能的存在方式。 媒体批评显然带有大众传媒所特有的时尚性、瞬时性、夸饰性、商业性等特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也许在我国是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的，它既是意识形态的任务和职责所衍化出来的一种带有很浓政治意义的批评，也与中华民族历来重教化的文化传统有关系。虽然现在不是过去惟政治第一的年代，文学批评活动已经变得多样化了，但多年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活动毕竟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思维，何况从思想教化的角度说，这种批评也有其他批评不能替代的作用。也许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学理批评，相对来说，学理批评才是真正体现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批评存在方式，它需要批评者将其批评建立在某种学术立场上，以一定的理论系统作为开展批评的基础。我不敢说，目前中国的学理批评非常出色，也许做得不尽如人意，比方说，有些做得过于死板，透出一些书呆子气；也有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类似于那些批发大量生涩西方新概念、肢解作品的问题就出在学理批评领域；但毕竟有一批人在认真地做这件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批评的大厦必须要靠坚实的学理批评来支撑。现在的问题是，媒体批评在前台占尽风光，人们一般都看不到或者是干脆不屑于去看学理批评的身姿。《十作家批评书》出版后，人们曾议论纷纷，有人就说，这本书中的文章虽然有明显的炒作意图，但还是不同于一般的炒作文章，有些文章其实包含了很不错的观点和立论。《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之一朱大可就提到了一个关于学理批评和民间批评分野的问题。他说：“批评领域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以学理批评作为自己主流批评模式的。可是在《十作家批判书》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由于商业的炒作，严格说商业的包装，它走向了市场。一些主题用词用得非常商业化，经过这个中介，它走向了民间，这究竟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也许，《十作家批判书》的策划者们曾怀着这种宏大的动机，试图以媒体批评和商业批评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学理批评深刻的思想内容。以该书的另一位作者秦巴子的话说，他们是要“让批评从批评家的课堂里、书斋里和那些发行只有几百份、几千份的所谓学术刊物上解放出来”。单纯从他们的这种动机和愿望来说，我以为是很可贵的，至于《十作家批判书》是否真正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是否真的算得上开创了另一种批评类型和批评文本，特别是这本书是否将会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产生影响，这些也许还是需要假以时日方能看得更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