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论争的存在论反思

作 者:
苗田 

作者简介:
苗田,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文学会不会终结,这个由米勒于本世纪初在中国理论界所激起的讨论,迄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文学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存在的过程,以此作为思考的基点,依据分析哲学的思考,从存在论视点通过文学根源的存在论揭示来回应米勒的担忧,或可在传统文学观之外寻求一条新的致思途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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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1-0183-10

      一、引言

      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文学研究在80年代极其热烈了一阵之后,便被认为一路下坡,颓势难掩。于是先有一些危机意识比较强的人惊呼文学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和理论上“失语化”,继之则文学研究又被发现走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另辟蹊径,引渡“文化批评”予以救穷。但这些都还是研究层面的焦虑,是面对异变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形势,面对异质的理论话语与解读模式而升起的自身适存的危机感,对于包括创作和阅读等等在内的整个文学活动的合法性,则无论作家群还是理论界都还没有成为讨论主题。人们焦虑的是自身跟不上文学变动的潮流,而不是文学殿堂的坍塌。然而本世纪初经由米勒的提醒,这论题遽然到来,文学被判了死缓,宣布亡有日了:

      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年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①

      理论的困境实质上不过是一时尚未寻出界说文学现象的话语,或者说是理论落伍而已,对于整个文学活动来说算不上真正的危机,但米勒这样的宣告就不再停留于研究层面,不是简单的“话语危机”,而是将文学活动的基础也抽掉了。如此,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以文学活动为对象的思想与学术研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②。这样,米勒从创作、阅读与研究全方位地宣布了文学活动的消亡。

      艺术早就被宣布过终结,黑格尔就依据其思想分析和艺术史的考察认为艺术终将为哲学和宗教所取代而终结其历史使命。但米勒是基于传播介质的变化作出判决的,由于时代的急剧变革,此次宣判较以往截然不同。因而一时之间喧声四起,直接或间接针对米勒预言的文章已近60篇,不断对其终结者的形象进行祛魅,强调文学消亡论的诞妄——说米勒的论断在中国文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应该不算过实。而不论情感论的、形式主义的、话语境域透视或主体性的种种视点的反驳,总都给人一种进一步阐释的冲动。同时,米勒的问题更多地牵涉着对文学的理解,众多讨论文章也鲜明昭示了这一点。因此,再次提出这个纠缠了十几年的问题,对于开掘文学认识,仍然是必要的。要讨论米勒的命题,不可能不回到文学本体论的前提上来。

      二、语言与现实:可说的与不可说的

      既然所有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文学理解的前提下,则要认清这种隔膜,当然首先还得从“文学”这个词汇的意涵开始。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总的来说都是摹仿”,但“有一种艺术仅以语言摹仿,所用的是无音乐伴奏的话语或格律文”③。亚氏这里的“语言”概念只是功能论的,也即文学不过是因为以语言为媒介才成为了“语言艺术”。人类知识无一不可以表现为语言,文学当然是语言的,但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而非普通意义上的语言表达。因此,功能化的语言观显然距离文学太远,理论上的进一步界定势所必然:文学表达区别于一般言语的,在于其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这一颇有神韵诗论痕迹的主张同样也并非没有讨论余地:它首先会将大量并不含蓄的作品排除出去。“逝将去汝,逝彼乐土”、“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这些写得冲口而出的呼喊总不能说不是文学表达。而且所谓含蓄蕴藉,很难排除表达语境与接受心境乃至语言的文化土壤、历史与文本的关联等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画眉深浅入时无”可以是含蓄的,也可以被读成直白的;“白狗身上黄,黄狗身上肿”足够直白,但若用于讽刺就不免显现出含蓄来。即使很糟糕的创作,也不好否定其为文学活动。对语言的文学性阐述最具科学理性的自当属俄国兴起的形式主义理论。他们将文学的理论活动专注于文学性的辨析,将文学性定位于普通语言规则的一系列有意识的背离。但这种界定的模糊性仍然难以克服,伊格尔顿对此有着十分精当的反思:“那种只有一种‘标准’语言——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通用的语言——的想法是一种幻想”④。因为背离的参照消失,则是否背离也就无法确定了。

      文学首先是语言的,因而语言的考察必然是一条值得深入的道路。问题是,缺乏语言哲学的地平,文学的语言认识论便难以摆脱这种漂游的、变幻不定的被动。既然经验性归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漏洞,再坚持这种考察方式不免是再制造新的缺陷。可能的方式只能是继续后退,不是语言色彩的重新审视,而是退回到面向语言的存在本身,通过语言的本体化敞开,澄明语言的文学性的获得。

      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在论及英国美学家博克时引用翻译了其《论崇高与美》中的一些原文,其中两段谈到诗与画的区别:

      诗和修辞不像绘画那样能在精确描绘上取得成功:它们的任务在于通过同情而不是通过摹仿去感动人,在于展示事物在作者或旁人心中所产生的效果,而不在于把那些事物本身描绘出一种很清楚的意象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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