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文化批评家弗·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之后将是“新历史主义”登上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前台。而在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第一个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学者的斯蒂汾·格仁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自己则专门撰写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论文，将“新历史主义”正名为“文化诗学”，并阐述了自己所持的理由。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艺术文化学的研究颇有实绩。在苏联，从50年代开始，就有了“艺术文化学”的提法，并出现了一批着力于研究文化系统中的艺术的学者。70—80年代的西方，更有一系列的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及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诸如欧文·豪的《临界点：论文学与文化》（1973）、弗莱的《论文化与文学》（1978）以及论文集《英国文艺复兴新论》（注：此书英文原名：Representi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笔者参照其内容作了如是翻译。）（1988）、《新历史主义》（1989）等。 我国8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于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例如，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翻译出版《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1988）；举办从文化视角撰写文学史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专著《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林继中著，1993）等。最近，更有学者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旗帜鲜明地倡导“文化诗学”。 尽管学者们各自理解的“文化诗学”的肌质、意义、学术空间及研究方法等具体内涵还不尽相同，但这一在总的倾向上大体一致的学术方向，在80年代以来的中外文坛上，确乎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光彩照人的新景观。笔者作为“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命题的赞同者，愿简要地阐明自己的有关认识，以就教于同行，是为本文的旨趣所在。 （二） 我国学人长期习惯于说，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受制约于经济基础。然而，在文学与经济基础之间，有一个包容复杂、空间广漠的宏大中介，那就是文化。由于对这一中介的忽视或重视不足，由于对作为中介的文化的历史承传性、中外交融性、相对稳定性、构成复杂性缺乏认识，使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人的认识，对于人学——文学的认识，对于文学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认识，都曾出现过简单化的弊端，以至造成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事业的多方面的偏颇和曲折。这已是我们中国学人深有体验的教训。 早在1890年，恩格斯在谈及经济对哲学和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时就曾说过：“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以上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政治、法律、道德都属于文化范畴。 对于文学来说，无论是创作、鉴赏或理论批评，都直接受制于作者的文化心态，特别是作为文化心态内涵之一的审美观念。社会物质生活首先作用于人的精神旨趣、情感意向、美学取舍，然后才能作用于文学创作、欣赏与理论批评。所以，把视线投向文化系统，就正确揭示了社会与文学联系的纽带。而文化诗学正是以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关系为中轴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网络的。可以说，将理论思考聚焦于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关系上正是文化诗学突出的理论特色。 同时，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末期登上文坛前台的一个文论流派，其所理解的文化，吸取了20世纪诸多文化学分支学科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包容了新的文化内涵，从而使自己也带上了20世纪的诗学新意。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属于文化学分支的众多领域的学术研究，纷纷取得长足的进展。人们对于文化本体的认识、对于因能创造文化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人的认识，都更为深化了。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更加注意了长期被忽视的、出于本能欲望的潜意识领域。特别是他将共存于人的精神之中的“本我”、“自我”、“超我”视为一种动态组合的结构，并说明正是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消长，才构成了人的精神统一体。从而揭示出人既是生物的人，也是理性的人，又是社会道德的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集合体，而且，其精神领域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更阐明“无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仓库”，它是在广阔的历史范围中经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人们共同的心理基础。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建立了著名的符号哲学体系。他阐明人运用符号创造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文化样式，并因此使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从而突出了符号于人及人创造文化的非同一般的意义。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两个侧面的精细分析，解构主义学者们对于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不稳定性的突出强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本身的多义性、复杂性及变易性。 伽达默尔的新解释学视人的理解活动为人存在的基本模式，并论证：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必然产生偏见，或称特殊的视界，多存在于文本形式中的文化，在文本被撰写时，撰写者必有自己的偏见，即受到历史时代、周围环境、文化积淀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不可能是其反映对象的绝对本真的复制。同时，同时代或后代的接受者又带上了自己的偏见。因之，可以说，文化正是存在于过去的视界和现在的视界的动态融合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