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瞻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两道女性写作景观令人侧目。一是五四时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作家群以前所未有的密集而又亮丽的身影活跃在文学史的舞台上，究其原因：恰好在这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间，最先觉悟的一批男性思想者们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发现了女性受压迫受奴役的屈从地位，由此吹响了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号角。中国妇女从此被带领着投入国家民族的社会解放运动之中。而女作家，就是被五四惊雷“震”上文坛的。因了这个特殊的源起，中国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呈露出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中国从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觉的女性解放运动。二是中国女性写作几乎一开始就成了中国女性解放的代言。这两个特征在新时期得到重演和确认。在这样的背景上考察，发现有一个悖论始终贯穿两代女性作家的生存和创作之中——做人还是做女人。 五四作家中，庐隐的作品中充满了“什么是人”的哲学困惑，其女性主人公们大凡做了女人就不知该怎样做“人”；丁玲这个最具成熟的女性意识者最后在社会解放的熔炉里成功地做成了“人”却丧失了做“女人”的敏感和自觉；而白薇拼了命自觉“忘掉自己是女人”，一心想做一个“与男人并驾齐驱”的“女子汉”却结果只落得花木兰式的梦幻悲叹。 历史过去半个世纪，由于特定的历史印记，这个悖论更是符咒一样紧箍在当代中国女性头上。“男女都一样”这种自上而下的赐予式的“平等”地位，诱引出更多重复杂的生存困境。在女作家作品中生动表现为：（1）女性“雄性化”（张洁、张辛欣）；（2）双重角色重负（谌容《人到中年》）；（3 ）社会化层面女性解放观念的超前与意识深处内化的传统女性规范的滞后，导致女性自我认同困惑（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4 ）“男女都一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别漠视，出现“无性化”倾向或“中性化”实验（王安忆）；（5）90 年代不做男人做女人，却掉入女性本质主义、商业文化物化女性的圈套之中，表现出强烈的精神自恋或肉体自怜的倾向（林白）……诸如此类的种种困境，使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就象一个隐喻：“失笼的囚徒”——表面上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平等解放，却仍受着意识深处的内化及社会现实的缺憾造成的重重围困和束缚。 为什么，做人还是做女人，对中国女性来说，是一个长期困扰的二难选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先回到问题的本源上去看看——什么是人？什么是女人？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关于人之谜的追问，可谓泱泱大观的一门学问。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就是人的问题，却很少有本体的论述。多的是关于人与天伦，人与社会诸间各种关系的精深界说，表现出重人伦轻自由，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难怪世纪初怀着兴国先新民的先觉者们要把目光投向西方，从普罗米修斯的故土借取火种，点亮中国现代化的“神灯”。然而，西方哲学史上，自苏格拉底以降，即将人严格地定义为：“感性的／理性的、肉体的／精神的”这样的二元存在并加以割裂与对立，同时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一大批古典哲学家都未能解决这种人的二元分裂状态。直至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企图以推翻那个至高无上的理性本质的象征物，来获得人的完整，却并未如愿，又有福柯喊出“人死了”——索性否定人有追求这种完整统一的冲动和可能来试图超越这似乎命定的分裂，似乎同样不能安抚现代人破碎孤独的灵魂，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 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词源学的辨析使人们如梦初醒：“人”其实只是男人（man）， 人类凭以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性别——女性（woman）从来就是历史的缺席者。 西蒙·波伏瓦犀利地揭开了这一历史文化的“阴谋”——“女人不是天生，是变成的”。在中国古象形文中“女”字就是一跪伏屈从的姿势。在横行几千年的封建纲常礼教中，女人一直是金字塔的最底层。问题是，知道了这样一个遮蔽的历史真相后，人还能为“人”做点什么？既然先哲们对人的种种规定性从源头上就有遗漏，那么，完整的人本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呢？ “曾经是”——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神学、考古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成果都从不同的地人类历史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初状态进行了大胆想象和全新阐释。比如美国著名文化思想家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一书中就指出：在史前时代，存在一个男女两性伙伴合作的社会组织，其间女神雕像都是雌雄同体的。中国古代也有女娲伏羲连体交尾图。那很可能说明人类原初的完美状态是集男女双性力量于一身的。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说有力地佐证了以上说法。他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男女两性原型：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人类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无意识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个人内部男女两性自我的和谐。哲学史上那种关于人的二元对立的无休止的争论，是“人类智力固有的功能性局限”。 “可能是”——当代人本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荣格的理论，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从人的动机和基本需要入手，提出人的本质是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内在的成长（自我实现）的潜能。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是自发的自在表现，较少压抑，天然超越二级对立的思维模式，具有整体思维能力。他们是双性化的，女人身上既有男人的优秀素质，男人身上也有女性的气质……罗杰斯等一大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证实、认同此类观点。 这种对人“可能是”的想象，尽管令人向往，但必须经过质疑。比如福柯就不承认有一种前历史或超历史的“主体”或纯洁完美的初始人性的存在，他认为一旦人性或主体进入历史，也就必然带上了历史因素的种种印记，因此传统人本主义思想中的那个“我”之主体意识是应该“被消灭”的，因此“人死了”。然而福柯有所疏忽的是，即使“人死了”，人的基本欲求却从来不会死。他只为带有历史印记的主体的形式解释了成因，却无法否认无论带有怎样的印记基本人性欲求却从未断裂过。生、死、爱、欲、安全、自由……仍然都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共同需要和渴望的。否则，人类怎会有持续不断的建设乌托帮的冲动？人们千百年来为什么总在不停地编造、设计、创造关于天堂和未来社会的想象？如果人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会有教育？……生物人类学家也发现人有着生物学上的“未确定”、“未开化”性而具有巨大的潜能和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