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美刊《批评探索》召开研讨会，探讨批评理论在21世纪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中的作用及发展方向，我们选编了部分与会论文，以飨读者。米勒的文章探讨了《批评探索》杂志和作为一种广义的知识分子实践的批评探索在当代的特点和应注意的问题。詹姆逊的文章阐述了他关于批评理论发展存在4个阶段的看法。劳拉蒂斯的文章认为批评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没有办法为其划定未来框架。汉森的文章《没有毕加索的鲍威尔》则给我们具体演绎了批评在当代社会中可以具有的效用。 批评探索 或许有些事情不应成为探索，特别是批评探索讨论的对象。目前社会上某些有势力的阶层似乎在想，为什么谢尔登·萨克斯在那个现在看来久远的年代给这份杂志取名为《批评探索》？或许要反思的一个题目正是批评探索的自身价值问题。有没有，或者是否应该有不能进行批评探索的题目，例如，批评探索的效用。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能否对民主本身进行批评探索？ 对批评探索我提出四个当前特别重要的题目，这些题目可能是特别要注意或征稿的领域，或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讨论题目。 首先，正如你们所知，我的职业现在和以往一直都是文学研究。尽管我知道文学只是《批评探索》所涉及的众多题目之一，然而，我认为目前文学持续的社会作用特别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继续阅读和研究文学？它是否早已过时，是只有喜爱古物的收藏者才感兴趣的东西？文学（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曾一度在美国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精神的培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美国教育一个不可思议的特征，公民教育形式的主要手段是外国文学，而且这个外国就是我们在两百年前的独立战争中所战胜的那个国家。即使毫无疑问仍有大量的阅读活动，例如几年前巴巴拉·迈克尔斯的哥特式神秘故事发行了700万册，现在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然而，多数美国公民的情感和思想越来越受到电视、电影和DVD、因特网、计算机游戏等较新媒体形式的控制，而不受高雅或通俗的图书所左右。当然这些媒体是全球化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这个新媒体统治期，文学和文学研究将会或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关于这一点，艾伦·刘比大多数人思考得更深远一些，他把现在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看作是在新媒体时代文学将要发生的问题。他谈到“未来的文学”，也就是把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语言的运用转移到其他媒体上。在新媒体取代文学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目前正处于混乱之中。英语系是否应该停止或变成文化研究系，或世界英语文学系，或其他什么系？很明显，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正日益超出欧美范围，具有难以驾驭的语言问题，人们怎样去想像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所有文化中的文学概念都与我们的文学概念和谐一致。由于比较文学以西方理论和西方方法为依据，并以英语为主导语言，它是否又是一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例子呢？在这一领域《批评探索》可以作出重要的干预。 其次，《批评探索》（和批评探索）提出的第二个题目可以是研究新媒体对我国公民情感、气质和内心生活的影响。我不是说仅仅追随电影业对各种电影的研究，对新媒体进行描述或对其产品进行分析，而是要反思新媒体将造就或正在造就什么样的公民。在这一领域还是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他的大部头新作《酷的法则：信息文化》。西蒙·杜林写了一篇题为《文学的主体性》的论文，讲的是那些把阅读文学作品当作他们生活主要特征的人们的主体性。“文学的主体性”和“数字的主体性”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假设一个依赖书本或纸张的人，姑且称之为“霍勒斯”，和一个依赖网络空间的人，姑且称之为“吉姆吉姆”。前者自孩提起用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说，通过印刷文字进入想像的世界或虚拟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获得的一种生活。相反吉姆吉姆自幼便开始使用计算机。现在他每天八个小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每晚，因为他熬夜到深夜）在线，玩计算机游戏，在聊天室与人聊天，通过美国在线即时信使与世界各地的朋友沟通或交换电子邮件。这是吉姆吉姆获得的一种生活。两者之间在主体性上有什么区别呢？不言而喻吉姆吉姆并不比霍勒斯差。吉姆吉姆积极、主动地使用他的媒体，他是个干涉者。吉姆吉姆写了很多流畅而有力的东西，然而，霍勒斯却处于被动地受他人文字左右的危险之中。读书并不一定使人成为好作家，而即时信件却使人在简洁和凝练、甚至优雅的文风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尼采在《看啊，这人》中提到当他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停止阅读，开始自己思考、写作时，才成为自我。 那么什么样的新思想和批评探索方式才适合我们正步入的新媒体时代呢？ 再次，批评探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大学和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社会作用。多数人认为如同研究型大学本身，这些作用正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例如比尔·里丁斯的《衰落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和雅克·德里达的《无限制的大学》(L' 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不过这个题目还没有盖棺论定，大学的使命正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例如，这些变化包括资助来源从政府向产业转移、教授所作的政府工作和媒体新闻分析政治影响减小以及高等教育从大学大量向公司办的学校转移等等。人们一直企图有条不紊地估价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前大学出现的右倾倾向没有受到很大的干预（尽管林恩·切尼做过不太有效的努力），可能一个原因是那些掌权的人认为大学——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不再值得他们烦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他们可能认为，掌权的人只要控制了媒体，大学想教什么就可以继续教什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做些什么呢？我们应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并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有效行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