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4-0054-09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4.008 一、引言 1978年1月26日，《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刊发了美国学者吉尔茨(Geertz)一段关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评介——“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a nonhistorical historian，an anti-humanistic human scientist，and a counter-structuralist structuralist”)。这段点评已成学界名言，它道出了福柯的总体特征，极具才气地点出其游荡不定的异端气质。 身为二十世纪最为声名显赫的学者之一，福柯素以多变难测的形象著称。在写作上，他的作品则构成了巨大的迷宫，较之彼时主流，福柯选择的对象相对边缘，方法也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还常形成令人瞠目的异见，如反医学史的《诊所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inique)，反人文科学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反历史学的《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至于变换的书写重心，到底在疯狂、监狱、医院，还是知识、权力、性意识、治理术？ 对于这一切，他毫不讳言是自己有意为之。 无疑的，我不是唯一勤于写作以求泯灭自己的形象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①。 对于福柯蓄意改换书写对象、在书写中掩盖自己的真面目的行为，萨义德(Said)也特意点明：“他费尽心机想抹掉他生平中某些生物学的、知识的和社会的踪迹。”②这种写作的姿态，该作何解释？ 已有学者注意到外部现实等造成的特殊效应，比如同性恋身份在当时不被主流认同，造成福柯试图不断借助边缘之物(marginal things)来发出沉默之音(voice of silence)③，这种解读当然不无道理，但对于福柯的理论的阐释却总嫌隔靴搔痒。因此，着眼学术内部提出更深切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比如，将问题转化为，在怎样的根柢之上，福柯得以发展出那些奇思异想？ 与此相对，选取关键性的事件着手无疑是读解福柯的有效路径，而考诸福柯整个学术生涯，疯狂史研究正是这样的关键事件。它是福柯博士时期的中心议题，关系到他思想历程的关键分界，其成果《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a a L'age Classique)(以下简称《疯狂史》)也被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作为福柯自家研究的根基，疯狂史研究既是前期思考的汇聚，又是后来延展的中介。正是在对疯狂历史际遇的考察中，显露出福柯日后几乎所有重大议题的先期萌芽，部分已初具气象。借用哈贝马斯的比喻，疯狂史研究可拟为一座冰山，层层累积了福柯思想的多重成分，这些冰层分沿不同的走向，流变为种种新的理论形态④。 有鉴于此，以《疯狂史》为文本根据，回归福柯疯狂史研究，了解其研究的立意、方法和结论，并以疯狂为线，识辨其与之后重要著作的穿叉交集，对把握福柯思想整体的因革演变、勘破其思想迷局无疑具有极大助益。 然而现实却出人意表，迄今为止，有关疯狂史研究的相关探讨只能说差强人意。学人对相关的有名事件，如德里达—福柯之争如数家珍，却独缺深入考察文本的热忱。在福柯名重多年之后，对疯狂史研究的意义和《疯狂史》文本状况的研究仍旧不尽人意，这表现在《疯狂史》文本的相关际遇之上。 二、《疯狂史》的历史境遇 尽管臧否不一，福柯学说影响之深广却已有目共睹。不过，对于福柯的接受过程却远非一帆风顺《疯狂史》尤为如此。 虽说福柯凭借相关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答辩专家的极高评价。但从选题伊始的负面评价，至导师选择和出版的艰难(关于《疯狂史》的法语版本状况，可参见林志明先生译本的导言部分第6～8页)，再到英国反精神科学运动兴起后的声名鹊起，过程充满了困扰与戏剧性⑤。不仅如此，疯狂史研究的相关文本出版后，还引发了激烈论战，影响蔓延至今。 在法语学界，自《疯狂史》问世，便毁誉参半，赞者推为大师杰作，如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曼德罗(Robert Mandrou)⑥，毁者称其材料片面、论证偏颇甚至难以立足，其中最知名的批评者便是德里达(Derrida)。他在《我思与疯狂史》(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一文中指出，福柯进行的是一种沉默的考古学，试图为理性压制而沉默的疯狂发声，这本身便是一种不可能的论述，其践行结果不过是另一种意义的理性取代理性。福柯后来连续发表了《我的身体，这纸，这火》(My body，this papers，this fire)和《答德里达》(Reply Derrida)，进行了相当尖锐的回应，认为德里达只抓住和笛卡尔相关的那三页，却对其余六百五十多页视而不见。德里达对此保持了沉默。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友谊，使得二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彼此几乎不闻不问。直到1982年德里达的捷克事件，福柯公开表示声援，关系才得以缓和。即便如此，德里达或许始终难以完全释怀。1991年，在纪念《疯狂史》出版三十周年的专题会议上，德里达发表了《公平对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时代的〈疯狂史〉》(‘To Do Justice to Freud’：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the Age of Psychoanalysis)一文，婉言是精神分析使得疯狂史的书写成为可能，“福柯的规划太属于‘精神分析的时代’了……他所做的无非是让精神分析继续拐弯抹角地谈论自身”⑦，精神分析使得福柯书写理性压制下的疯狂得以成全，而并非福柯所言的历史考古。这微妙地暗示出他的立场仍是当年观点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