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院批评，当代学界有很多议论。有一种说法是，学院批评有学术的支撑，可以纠正当下批评的浮躁和偏颇病，因此必须坚持；另一种说法是，学院批评是象牙塔，趋向于纯而又纯的理论推演，不接地。在一种反对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声浪中，学院批评成了救世之道；而在另一种主张“及物”、“接地”的呼声中，学院批评又似乎成了万恶之源。那么，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学院批评呢？ 一、文艺批评的学院传统 学院对文艺批评意味着什么？如果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出，文艺批评从本质上说是从学院开始的。没有学院或类似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没有学术研究机制的建立，系统的文艺批评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最早的文艺批评来源于学者们围绕文艺的议论，并且是从否定性的议论开始的。在古希腊，这种议论主要围绕着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人展开。公元前6世纪，埃利亚学派创始人克塞诺芬尼就说过：“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彼此欺诈。”①著名的辩证论者赫拉克利特说赫西俄德不懂对立统一，“不知道日和夜。其实这是一回事”。②他还认为，应该对“荷马与阿基洛库斯(一位抒情诗人)大加鞭笞”。③甚至于那位被尊为西方美学鼻祖的毕达哥拉斯，也自称“曾下至冥界，见赫西俄德之魂魄被缚于一铜柱上呼叫呻吟；而荷马之魂则悬吊在树上，围以巨蛇，以谴罚他关乎神明所说的一切”。④ 鲍桑葵在《美学史》中论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敌视艺术的早期思想界。他写道：“如果我们回到早期希腊哲学家那里，或者哪怕是美的先知柏拉图那里的话，我们会大失所望地发现，早期希腊人的雕塑艺术和诗歌艺术并没有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如实的反映和赞赏。”⑤ 在希腊文明的中心凝聚到了雅典，即到了希波战争以后，在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和由此形成的雅典学院，以及同时出现在雅典的智者学派那里，才形成了文艺批评的传统。由于柏拉图要将诗歌逐出理想的城邦，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一位艺术的否定派。对此，许多专门研究柏拉图的美学家们提出，这是一个有着复杂背景的争论，不能简单化地处理。 柏拉图自身爱好文学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不是排斥一切艺术，而是说：“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⑥柏拉图点出这种争论的实质，说明“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⑦究竟是诗歌还是哲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的导师？或者说，究竟是谁才能在思想上占据最高的位置？这一问题成为当时人关注的焦点。对此，柏拉图写道：“亲爱的格劳孔，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因此，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⑧ 正是在这一场“重大的斗争”中，开始有了文艺批评。在此前的荷马时代，诗歌无须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文艺批评。诗歌是所有人的生活教科书，只须学习，无须多说。直到诗与哲学之争出现后，才有了为诗辩护的必要，这才开始了文艺批评。柏拉图认为，诗代表着快乐和痛苦这一类情感，而哲学代表着正义与美德，在这场“重大的斗争”中，要立场鲜明，要像“发觉爱情对自己不利时即冲破情网”一样，去割舍诗。⑨ 诗歌对人的影响力谁都能感觉到，并不需要辩护，但是，诗歌存在的合法性，却是需要辩护的。柏拉图谴责诗歌时，提供了两条理由：一是作为摹仿，它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物理的刀也许会被说成是一个理想的刀的图像(eidolon)，而绘画则是物理的刀的图像”。⑩从“理想的刀”，到“物理的刀”，再到“刀的绘画”，摹仿一次真理性就少一个量级，最终仅具有“欺骗性的外观”。(11)二是为了取悦观众，它“不是诉诸灵魂的最高部分，而是诉诸低下的部分”，例如，“美狄亚的仇恨与恐惧、嫉妒的狂怒与令人怜悯的悲伤”。(12)观众最喜爱看凶杀、色情、乱伦、仇恨、恐惧、嫉妒的情节，这样的戏也具有激活情感的最低下部分的作用。 当然，赞美诗的哲学家也大有人在。例如，主张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和智者学派的高吉亚斯都赞美诗。最著名、最具有理论性的辩护，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这部学院讲演笔记中针对其师柏拉图对诗歌的抨击作出的两点回答：(1)“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3)(2)诗歌(主要指悲剧)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4)两点回答针锋相对，前者讲认识论，后者讲心理学。 “敌视艺术的早期思想界”，不仅古代希腊有，中国也有。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文艺的关注，最初也充满着否定和敌视。墨子以艺术靡费资财，(15)老庄以艺术乱人心性，(16)韩非以“害用”、“害法”、“害德”(17)等理由，反对诗和艺术。这种敌视与希腊人多少有类似之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批思想家兴起后，与传统的诗与艺术争夺上至君主贵族、下至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从而产生诗和艺术与那些治国治世观念之争。 孔子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对弟子们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认为乐有教化作用，“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他把诗和乐放入其教学课程中，通过论诗和乐，将一些在“礼坏乐崩”的东周末年早已仪式化和形式化，从而远离日常生活的东西，重新引入教学科目，对通过诗与乐改造社会和治理国家抱以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