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生活是我国文学界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创作主张，曾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催生了一批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潮流，后来虽然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理的批判，但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中，仍然得到了历史的肯定，同样也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的提出，有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内在渊源。这一创作主张的理论和实践，最先出现在0年代初的苏联文学中， 是苏联文学界清算战后流行的“无冲突论”的直接产物。因此，要弄清提出这种创作主张的来龙去脉，还必须从苏联文学界清算“无冲突论”说起。 苏联文学中的“无冲突论”虽然是在战后才大肆流行，但它的萌芽和滥觞，却可以追溯到战前一些年代的文学历史。1941年，苏联作家巴甫连柯和列文在苏联作协党组的一次会议上，就曾指出过当时已经存在的一种文学创作的“无冲突论”倾向。认为“在我们这里开始形成一种无冲突的特殊理论”，“冲破消失了，它们已为偶然的和暂时的误会所代替”（注：转引自吴元迈《苏联文学思潮》，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18页，第121页。）。巴甫连柯和列文所说的这种“特殊的”“无冲突”的理论的形成，从政治上说，主要是由于苏辽过早地在1936年就宣布消灭了阶级和建成了社会主义。既然如此，在苏联社会，也就“不存在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被排除了，”甚至也“不存在前进中的矛盾”。一切“官僚主义、保守、墨守成规、违反纪律”的思想和行为，都被归结为“资本主义残余”，“同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渊源”（注：转引自吴元迈《苏联文学思潮》，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18页，第121页。）。与此同时， 苏联文学界在30年代提出和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时，也片面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区别，和它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肯定性”特征。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以及“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等两个方面内涵上的规定，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要写革命的或生活的“主导倾向”和“发展趋势”，要用正面的、英雄的形象从思想上对劳动人民实施教育和引导。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要歌颂光明，不能暴露黑暗，要写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不能去写属于非本质的、生活支流中的矛盾和问题。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种理解，无疑助长了当时正在抬头的“无冲突论”的创作倾向。 “无冲突论”的创作倾向虽然在萌芽之初，就已经起了苏联有些作家的注意，并试图从理论上予以纠正，但终因大势所趋，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他的某些理论思想（如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等）的权威影响，以及随这而来的战争和战时文学的特殊作用，这种创作趋向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战后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发展，成了风靡一时的创作模式和文学时尚。 “无冲突论”在战后苏联文学中的发展，除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历史渊源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直接的原因，是战后国际冷战背景的形成和这一背景下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对文学问题的特殊处理方式。1946年8月， 联共（布）中央鉴于在列宁格勒出版的两种文艺杂志《星》和《列宁格勒》“办理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出现了很多没有思想性的、思想有害的作品”，“犯了很大的错误”（注：《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3页。），而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即《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作出了处理决定。“决议”以及苏共主管文艺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关于此事的“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的苏联作家左琴科以讽刺的手法写成的揭露苏联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市侩作风和庸俗习气等不良现象的作品，和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带有现代主义倾向、但却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艺术造诣很深的诗歌作品，对他们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了歪曲的阐释和偏狭的理解，然后从政治上无限上纲，横加批判，同时还伴随有对这两位作者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在这个“决议”之后，联共（布）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等四个有关文学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虽然旨在加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克服“为艺术而艺术”等有害的创作倾向，但却开了以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的先例，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和艺术的实验与探索。尤其是这些决议对文学功能的某些偏狭的理解，和对一些敢于暴露社会问题，表现真情实感的作品的批判，对在战前就开始流行的“无冲突论”的创作倾向，无疑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后苏联文学在40年代后期于是便被一种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节日文学”和图解政策，神化英雄的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作品所统治。 直到5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1952年初，斯大林就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其中特别针对时弊提出要尊重“科学规律”，认为人们只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却“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更“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注：转引自吴元迈《苏联文学思潮》，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18页，第121 页）。同时也对他以前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前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观点）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正。这些意见虽然是针对经济问题而发的，但却引发了人们对苏联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问题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探讨，文艺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在同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马林科夫在他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就以相当大的篇幅极其尖锐地指出了苏联社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号召作家“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要像果戈理和谢德林那样以火一样的讽刺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了”（注：《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8页。）。虽然在文学界， “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出现稍晚，但斯大林的这些文章、讲话和苏共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却为这个口号的提出创造了政治的前提和理论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