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的历史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信息、技术、商品、人员——尤其是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空前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地突破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以及意识形态划出的传统疆域。从跨国公司，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到麦当劳、奔驰汽车、卡通片，这些异国他乡的文化正在穿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国境线，愈来愈密集地植入本土。人们所栖身的空间已经与世界联为一体。东京的股市或者欧洲足球联赛并非一个区域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冲击波迅速地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地球村”是历史为人类提供的下一个驿站。 不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利益、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文化霸权还是日常生活，全球化无不显示了深刻的后果。全球化提出的问题全面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地理学，人们开始提交种种视域广泛的描述。这不仅是对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景象予以考察；同时，这些描述背后迥异的理论姿态还隐蔽地表明，众多利益群体必将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重新认定自己的方位。 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现代性话语是描述全球化的一个强大的理论体系。启蒙主义、工业主义、历史目的论、理性、主体自由、进步主义等均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分支。现代性话语对于市场以及开拓精神的肯定已经隐含了对于全球化的期待，用阿夫里·德里克的话说，全球化“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一种变化的范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想象——已经取代了现代化”。现代性话语之中，全球／本土、现代／传统是一些褒贬分明的二元对立。正如德里克所发现的那样，“本土”或者“传统”这些概念时常被目为“保守”、“落后”的同义语，它们代表了蒙味的、未开化的一隅（注：参见阿夫里·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刊于中国海南“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发言摘要。）。相反，全球化意味的是文明的现代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说来，真正地全面触摸全球化的现实还有待时日；但是，“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在话语空间承担了某些重大的理论涵义，例如先进、发达、开放和文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汇入全球化浪潮如同领取一张加盟现代世界的入场券。屈辱的近代史证明，现代世界曾经屡屡拒绝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策略、“东亚病夫”的形象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都是中国游离于世界舞台的重要原因。现今，世界的大门自动地敞开了，全球化的现实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将极大地受惠于全球化所提供的种种崭新的可能。许多人的心目中，发达国家、现代性话语、全球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是民族理想、设计方案以及实现的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学技术不仅制造了信用卡、大型喷气式客机、越洋电话、国际互联网、电子传播媒介系统，同时，科学技术还极大地支持了人们对于全球化图景的想象。科学技术已经允许人们将全球视为一个可以控制的整体。必要的时候，科学技术可以任意地将人们遣送至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空间。科学技术的神奇性必将纵容人们的进一步期待，人们无形地将科学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论全球化的图景遇到什么挑战，进步神速的科学技术终将化险为夷。这时，科学技术业已转换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构思未来世界的主宰观念。虽然哈贝马重新分析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历史意义，并且对于马尔库塞的悲观结论表示异议，然而，这种分析无法否认，科学技术业已充任一个份量沉重的筹码介入了世界政治的想象（注：参见高亮华的《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话语与启蒙主义等一系列基本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一些理论家已经察觉到现代性话语内部隐藏的内在矛盾（注：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那么，另一些理论家时常乐观地许诺：未来的科学技术可能是缓和乃至解除这种矛盾的救星。 事实上，即使是一批对于全球化持有异议的人也无法否认全球化的必然性。但是，他们更多地注视种种乐观的许诺可能遮掩的问题。“谁的现代性？”——如同这句对于现代性话语的简洁质问一样（注：汪晖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第一节的标题即是“谁的现代性？”），人们同样有理由追溯“谁的全球化”。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现今的全球化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标志。资本的快速流动与跨国市场体系的形成是全球化的首要层面。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个浪漫的大同世界。资本与市场运作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得到了全球意义的扩张。换言之，全球化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之内复制资本与市场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这里，支配与被支配、主宰与被主宰以及种种激烈的角逐、争夺、反抗并未止歇，相反，一切都正在更大规模地展开。无可否认，市场原则是对于封建主义人身依附的解放，市场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市场并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空间。资本的数额时常是市场之中等级制度的基础。如果市场的自由损害了游戏规则制订者的利益，平等的原则即会遭到权力部门的干涉。全球化极大地延伸了市场的半径，众多国家共同加入世界性的资本大循环；相对而言，海关对于人们活动范围的限制削弱了。然而，人们并不能将全球化想象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像韩少功指出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对不能容忍移民——即国际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为了避免失业的震荡，发达国家通常严厉地禁止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注：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1999年第6期。）。这时， 人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全球化背后既定的权力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