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暑假我接受了国家教委的一个任务：新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从我的身边请几位比较年轻的老师做助手，由我一个人撰写，这样可以写出个人的特色。另一种选择是请多位学者与我合作，集体编写，这样可以集思广益。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采取后一种方式。主要是考虑到教材应当建立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上，博采众家之长，我一个人的知识和见解很有局限，难以保证书的水平。按我的设计，这部书一共分为四卷九编，除了我本人兼任一编的主编外，又聘请聂石樵先生、李炳海先生、罗宗强先生、莫砺锋先生、黄天骥先生、黄霖先生、袁世硕先生、孙静先生各担任一编的主编。他们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们立即开始了编写工作。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在1997年底向高等教育出版社交了全部书稿。高等教育出版社经过认真编辑校对，现在这部书终于出版了。 我想就全书的总体设计，我们的编写方针，文学史学科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并对如何使用这本书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守正出新 守正出新是我一开始就提出的编写方针，得到各编的主编同意，并贯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所谓“守正”，首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的精神，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学生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这部书的基点，如果不能守正，就会走上歧途，也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出新是这部书的生命，如果不能出新，就失去了编写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守正出新这个方针，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和现状。我在着手主编这部书之前以及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始终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正确地估价别人已有的成绩，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然而这些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 最早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是外国人。日本人笹川种郎于1898年出版的《支那历朝文学史》，是早稻田大学的讲义。这本书于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此外，英国人翟理斯（Giles）于1901 年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德国的葛鲁贝（Grube）于1902 年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比较早。中国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著作，是20世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开始的，一般认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发轫之作。这部书是林传甲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国文教员时所编的讲义，宣统二年（1910）由武林谋新室排印出版。他在《题记》中自称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之作，不过这两部书的内容、观点和体例都不相同。笹川的《支那历朝文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诗、词、赋、戏曲、小说，在戏曲、小说方面，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琵琶记》、《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都有专门论述。这体现了一种与中国古代不同的新的文学观。相比之下，林著虽说是仿笹川之作，但其文学观念并没有超出传统。林氏把文学限定在正统诗文之中，对笹川讲述戏曲小说，很不满意，说“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他对文学发展的论述集中在文体辨析以及散文和骈文的分合上，显得狭窄和偏颇。 从林氏《中国文学史》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的统计，截止到1949年，共出版各类文学史，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断代分体史，共346种。 另据台湾黄文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统计，到1994年为止，包括台湾、香港和世界其他各地在内，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共有1600多种。这些著作的作者当中有许多卓有建树的学者，包括王国维、鲁迅、谢无量、胡适、郑振铎、刘大杰、余冠英、钱钟书、游国恩、萧涤非、王起、林庚、谭正璧、程千帆等人。 有一种意见认为，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和研究固然取得许多成绩，但距离它的成熟，还相当遥远。我的估计恰恰相反，我认为文学史当之无愧地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我是怎样确定成熟的标志呢？我提出三个必备的条件： 1.具有完整的研究对象 这是一个与文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文学”这个词早在先秦就出现了，《论语·先进篇》记载孔门分为四科，其中有一科就是文学，那时的文学是指古代的典籍。到了汉代，文学又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又有文笔之分，其所谓“文”，已经接近今天的文学。但是在古代所谓“文”始终限于正统的诗文，而没有包括戏曲和小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有了王国维的这部著作，戏曲才取得和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文学史之中。 小说的情况类似。《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15家，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种定义历代相传，直到《四库提要》没有大的变化。《四库总目》子部小说家将小说分为三派：杂事、异闻、缀集琐语。而将唐以后虚构成分较多的传奇、话本和长篇通俗小说一概斥之为“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而加以排斥。这种情况到近代才开始发生变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倡导“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号召以小说为政治服务。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上刊载的关于《新小说》的广告中说：“小说之道感人深矣。”后来鲁迅在1923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人研究小说史的开山之作。 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本来不包括戏曲和小说，在那种观念下，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史。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是靠补人戏曲和小说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也是靠了戏曲和小说研究的进展而带动起来的。加入戏曲、小说的内容以后，文学史就具有了完整的研究对象，而具备了成为成熟学科的一个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