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明：在中国从事文学评论的人不少，而且一直受到重视，但是能够留下来让人回味咀嚼的好的文学评论，实在太少了。而您的文学评论却能够让人喜爱并进行研究，那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很想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奥秘。 钱谷融：哪有什么奥秘！很多人推崇我的评论文章，并且写论文进行研究，可能有点是“矮子里拔将军”，我有时实在感到有点汗颜。不过，应该承认。我们的文艺批评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名声也不大好。多少年来，也没有出过比较杰出的批评家。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茅盾先生。他自从事文学活动开始到晚年，所写的一些批评文章都是很有见地的，对作家作品的确有真知灼见。可惜这样的批评家太少了。 再说，在对文学评论的看法上，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理智的清明态度。文学评论是以作家及其作品为对象的，比起作家来，文学评论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总要靠后一些。作家的作品被称为创作，是带创造性的，作家被认为是一些富有天才的聪明人。而评论家的作品不过是议论作家的创作，写得再好，也已落入了第二乘；何况所发的议论，并不总是很中听的。因此，评论家往往被人们视为一些专爱议论聪明人的笨人而受到讥嘲。但对此，也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如王尔德就认为文学评论甚至比创作更有创造性，更值得重视。文学史上也确有不少作家曾把评论家当做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而加以崇敬的。所以，对于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家的作用和地位，常常因人因时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它不但与评论家及其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识见、品格和审美才能有关，也与一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风尚有关。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作家，各种各样的作品，而读者的兴趣、爱好和知识文化水平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当然也应该容许各种不同风格、不同写法和不同水平的评论文章的存在，以适应各种不同对象的多方面的不同需要。 殷国明：但是我总觉得在中国文坛上，批评家和创作家，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好象一直不那么和谐，经常会让双方都感到别扭和不顺。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钱谷融：本来，批评是在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创作的繁荣，就不会有批评的热潮。创作的水平，也影响到批评的质量。但是，敏锐深刻、真正创造性的批评，却也能对创作起引导的作用，提高创作的质量，促进创作的繁荣。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比如果戈里写出《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以后，当时俄国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很多指责，后来别林斯基对作品作了恰当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作品，不但鼓舞了果戈里，也提高了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水平；同时对当时俄国的整个文艺创作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又比如19世纪法国文学的兴旺跟圣·伯符等大批评家的功绩也是分不开的，勃兰兑斯则对当时北欧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莎士比亚，要没有一代一代的批评家不断地进行分析，不断地揄扬他，称赞他，也不见得会有今天这样的崇高地位，他作品的好处，也不一定能被大家所充分认识。 殷国明：这显然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相映成辉的关系，在文学史中留下了很多佳话，但是如果一味要求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相互和谐，回避他们之间的矛盾，恐怕也难以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因为历史上两者确实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 钱谷融：作家、批评家之间是难免会有些矛盾的。因为作家面对的是生活，而生活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变化的。作家常常从生活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新的印象、新的思想。一个真正的作家总是能够跟着生活一同前进的，甚至常常能稍稍跑到生活的前面一些，因为他能预感到生活前进的信息，他比较敏感，能带领生活前进。为了表现新的生活、新的力量、新的人物，作家总要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建立新的形式。批评家面对的主要是作品，而对作品的评价总要根据一定的标准、一定的原则。这标准和原则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总结过去的经验中来，从过去的创作中归纳出来。这样批评总不免有些保守性。它总要竭力维护固有的标准，总要拿固定的尺子去套新的作品。 英国的爱迪逊（J.Addison）批评密尔敦的《失乐园》，他所用的标准，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的结局，应是幸福的结局，《失乐园》结局不幸福，他就说不好。法国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受到古典主义者多大的辱骂、攻击，他们简直把浪漫主义者当作疯子、野蛮人，浪漫主义的发展受到多大的阻力！我们中国也一样，诗教要“温柔敦厚”，因此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已”。“五四”时期，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当时也受到攻击。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无论古典主义怎样攻击，浪漫主义还是兴起来了；郁达夫、汪静之的作品也传播开来了。但也有的作品不这么幸运，在当时的压力下，沉沦了多少年，比如英国彭扬的《天路历程》，用了很多人民的口语，想象丰富，风格比较自然、淳朴，跟18世纪讲究的严正、庄重的风格是不合的，因此当时的批评界对它贬低得很厉害，被斥为“文体卑俗”， 杨格（E.Young）和休谟（D.Hume）都贬低他。甚至到18世纪末，1797年出版的《袖珍丛书》中还说它“不得入于古典之林”。直到19世纪30年代经过麦考莱的赞扬，才得到公正的评价，才为大家所承认所认识。中国的《诗品》，作者钟嵘懂得诗，也喜欢陶渊明，所下的评语也很好，但由于时代的风气要求华丽，只好把陶渊明摆在中品。所以，时代的要求也左右着批评家。《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都很好，但只有在“五四”以后才能给它们以很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