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条河，被山挡住了，过不去了。但是拐个弯，又可以奔腾向前，说不定还颇显波浪壮阔。我觉得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像这河，从“几千人挤在一小块地盘”的似难有出路的困惑中，只拐了一弯，又看到开阔的前景了。 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有一种“向外拐弯”的趋向。这指的是前一时期强调“内在批评”、“文本研究”，唱过了“把文学还给文学”之后，现在又反过来，注重“外在批评”了。1997年第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钱理群的《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这个《大纲》除保留要对作品作细读外，主要提出影响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三大文化背景（要素），即出版文化、校园文化和政治文化，以此作为他的研究重点。钱先生的方向是有代表性的，如今已成果初显。不但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的编撰，有研究出版业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文章发表；而且先后有几部专著问世，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栾梅健）、《稿酬怎样搅动文坛》（鲁湘元）等。人们开始不满于对“外在批评”的忽视，认为“自从80年代中期‘向内转’以后，对文学的外部描写和研究便不屑一顾”的现象，应该改变。此外，关于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成果更多。这个弯拐得很大，几乎是折返。但反者，道之动也，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继续前行的新潮流，并且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变化。此前是从“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单向度思维，走进“文学就是文学”的另一个单向度思维。现在的折返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向更加开放的多向度思维。 还有一事应该一提，那就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纂，也成热点。既有写法新颖、学术个性鲜明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等主编），又有几部作为面向21世纪教改研究项目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问世。这同样代表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向，一种扩展的趋向，即打通近、现、当代文学，在较长的时段里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 无论是拐弯、折返或扩展，现在都只能说是刚开个头。前景开阔却也引出了一系列有待探讨的问题。这里我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谈谈。自从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付诸实施，注意到了百年文学的多民族性（重视记述少数民族的文学）、多地区性（包含台港澳文学）、多品种性（雅俗文学一齐入史），便感到待开发的领域真多，要深入绝不轻松。我甚至产生这样的疑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了200 多部各类型的现代文学史著，我们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目描述清楚了吗？它的面目真的就像这200多部里写的这种样子吗？ 首先，为什么现代文学史里不记“五四”后的旧体诗词、戏曲等传统形式的变化发展和成就？现在可以不必来争论这些旧形式的作品可否入史，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回答：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替究竟取了什么形式？是“一刀切”，即古典文学时期结束后，便是白话文学的一统天下了；还是“交叉式”，即旧体文学退出主流地位后，并不立即消亡，还有一个“惯性滑行”阶段，在这个阶段，新旧两种形式并存、交叉，此消彼长。文学革命或文化革命，不同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可以用打碎旧政权机器，消灭旧势力的方式。文化领域只对一些迷信、伪科学用消灭的方式而大部分文化的变革不能用消灭的方式，因为旧文化中含有人类创造的优秀精神成果，它有很强的延续性、继承性，不能简单地抛弃，只能用扬弃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旧文化中的精华汲取、包容、融化到新文化之中，才能说是文化革命的成功。不论“五四”新文学家们口头上怎样高喊打倒旧文学，实际上他们也是取了吸取、包容、融化旧文学精华的路子，来创造新文学的。这个过程因为历史的曲折，至今不能说最终完成了。就诗而言，这就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白话新诗成了主流，但新诗艺术仍在探索过程中，其影响力尚有限，使新诗不能完全取代旧诗词。另一方面一些有古代文化修养者，便继续使用旧诗词形式，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不承认这种创造，不让它入史，正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形而上学、绝对化思想的继续。就戏曲而言，被钱玄同批得一钱不值的这一品种，同样在继续发展。它在文学方面，一是改编、新编传统的戏曲题材和剧目，一是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创作“现代戏”。显然，这种变革也不是要消灭、抛弃旧形式，而是保留其尚有生命力的部分，从表现现代生活，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出发，加以改造，包括融进可用的外来形式，使转化为一种既与传统形式保持联系，又已经不是旧形式的新品种。这种革命不妨称为“转型”。现代文学史不记载这些变革的过程和成果，又怎能如实反映文化变革的情状和规律，真实反映历史的更迭？“一刀切”既不符合历史实际，迷信这种直线的、僵硬的历史发展模式，造成青年思想简单、僵化，其害甚大，可谓殷鉴不远，在“文革”之世！ 和戏曲一样，本世纪初在城市里繁荣起来的通俗小说（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受到“五四”新文学家们的猛烈抨击，长期被排除出现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也已经不是文学史里可否让雅俗文学“双翼齐飞”了，现在要问的是，历史真如我们写的那样单纯、划一吗？所谓通俗小说（或“旧派小说”）其实就是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加速城市化中兴盛起来的市民文学，这是最能反映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学。分析它的成就和缺陷，分析它与中国市民阶层的关系，描述它的命运、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曲折遭遇，并探究其因，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市民文学的发展贯串于20世纪的整个一百年中，有自己独立的、鲜明的线索，如何确定其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怎样处理它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的关系，也是个有待研究的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