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报》近期开辟的“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这个专栏抓住了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参与讨论者的具体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坚守文艺为社会、为人生这一精神操守与价值立场，而这恰恰是讨论可以深入展开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因此，目前讨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精神价值的问题，而是文学应该持有怎样的价值立场，以及如何实现文学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问题。 陆贵山先生文章（以下简称陆文）从政治良知、文化操守和社会理性三个方面详细论说了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虽然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过分关注作品的历史理性意识，对文学的人文关怀强调得很不够。童庆炳先生文章（以下简称童文）意在对此进行纠偏，强调保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张力的必要性。尽管童文并没有对文学的审美品格进行专门论述，但文中所蕴涵的这种思想还是相当清楚的。然而，刘润为先生的反驳文章（以下简称刘文）非但没有在童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这个问题，反而强化了陆文存在的某些偏颇。本着有利于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精神，我在此谈一点粗浅的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二 究竟如何看待和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理性？童文以大家熟悉又具代表性的作品如《乔厂长上任记》《分享艰难》和《大厂》等为例阐明了自己对此问题的认识，我个人认为童先生所言切中了创作的要害。熟悉二十年文学创作的人都很清楚，描写改革的文学作品多以思想性、社会性、问题性等引人注目，相对而言，其艺术性、审美性则要薄弱得多。这类作品在描写现实生活的时候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模式：往往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着眼，要求人们理智而冷静地接受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面前实际存在的苦闷、彷徨、感伤等的情感表达。改革不是纯粹的经济变革过程，它同时也是人的精神、心理、情感等价值观念的重建过程，当理智与情感发生冲突与矛盾时，作品不是去开掘、表现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痛苦的抉择与精神的复杂变化，而是简单地以理性主宰情感了事，认为只要从道理上把事情的轻重大小讲清楚，改革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都会迎刃而解，如《祸起萧墙》的主人公傅连山就说：“不管怎么说，四化建设的总趋势谁也不会不清楚吧？”很显然，这类作品把生活理性化、简单化，是在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作品的历史理性是一种冰冷的而非火热的激情融贯其间的理性，作品缺乏感染力也就不足为奇，这也就是童文所说的“没有人文的纬度”的历史理性。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虽然对文学的人文纬度体现不够，但毕竟还有正确的历史理性，那么，九十年代反映国企改革的部分代表作品如《分享艰难》和《大厂》等所表现的历史理性的倾向就值得人们深思，刘文把这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国企厂长如孔太平、吕建国等向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妥协看作是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并为作品的这种价值取向进行辩护。而童文则认为，历史理性是“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公正、道义的伸张、法制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的继续。”强调作品应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它在社会转型期对人们持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能够起到正面的引导与潜移默化的作用。童文所言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对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不良现象的含蓄批评。作为从事精神劳动的作家和理论工作者，不能站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与理解一切的旗帜下，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文学所应具有的精神操守与价值立场，对人们错误的价值选择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基于此，童文认为这类作品看似在体现一种历史理性，其实恰恰失去了历史理性的本质，而且它还存在着没有鲜明的人文纬度这一缺憾，因此这样的作品就必然是一种双重缺失。 总之，童文认为应解决好作品在表现历史理性过程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对历史理性本身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立场，对文学中的历史理性要有正确的认识。艺术作品的历史理性毕竟不同于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历史理性，文学要以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方式来体现；刘文则以历史理性包容一切，代替一切，如认为乔光朴对童贞的情感伤害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己的有限自由和幸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文关怀。”不可否认，关系国计民生的宏大主题与只关怀自我情感的个人题材固然存在着价值的大小之别，但题材并不能包办一切，关键在于你如何提炼、如何描写与表现，刘文的如此讲法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唯理主义与题材决定论，其实，这种认识并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在重复原有的一些思想观念，对文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中期前的水平。 三 文学是人学规定了文学理应具有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本质特性，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童文既反对以历史理性宰割人文关怀，也反对以人文关怀拒绝历史理性，既反对冰冷的理性主义，也反对感伤的情感主义。尽管后一种倾向与前一种倾向相比影响要小得多，但对文学创作同样有害。江水的奔流不息正是生命活力的象征，葛川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机器轰鸣的现代化脚步声中，《柏慧》中的“我”奔命于拒绝与逃避的行程中，试图寻找、守望那美丽的“葡萄园”。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中，人们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退回往昔，在感伤的、温情的描写中把人变成了新生活的“遗民”这样的价值取向同样不符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如果单纯从人的情感纬度着眼，不从时代这一宏大背景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待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必定要陷入感伤的道德主义的泥坑。因此，童文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纬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纬度。”文学创作要做到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情感的统一，在两者的“张力”区域中来表现我们这一时代与社会的伟大变革，来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人生追求。刘文认为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不存在矛盾这是不符合文学创作实际的，文学中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是现实人生的真实写照，文学作品的深度就来源于作家对此的开掘，一切把它简单化的行为最终只能导致平庸乏味作品的大量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