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9 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变革往往都是以“复古”作为号召和旗帜的，然而，五四文学革命却明确地以创新为号召，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比关系中，自觉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变革和现代化。进化论既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学革命的有力武器。进化论在文学革命中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有力地更新了文学的认识。文学革命在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了文学的秩序。文学革命与现代进化论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文学进化史观构成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一 进化论与现代性 如果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概念来抓住现代的核心，最有力地表达现代的内涵，那么没有什么会比“变化”这个观念更为合适的了。伯曼认为：“流变(becoming)（而非实有being）的意识”是近代思想的“主题”。（注：伯曼（李日章译）·西方近代思想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1）“这种流变意识存在于我们所谓的近代性或‘近代心灵’(themodern mind)之核心。而在培根与柏格森两个时代之间，流变(becoming)已经凌驾了实有(being)而成为欧洲思维的主要范畴。”他引述雷南(Ernest Renan)的话说：“近代评论所采取的一大新步骤，就是‘以流变范畴代替实有范畴，以相对概念代替绝对概念，以运动概念代替不动概念。’”他认为“流变”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从时间观察每样东西（自然、人、社会、历史、上帝），认为它们不仅在变化而且永远在演化为新而不同的事物。它不信任任何固定的东西、绝对的事物与‘永恒的’观念。就历史的观点而言，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正在于“兴趣明显从常恒的东西身上转移到变化的东西身上。”——正如杜威在观察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时所观察到的：“……统治了自然哲学与知识哲学两千年的那些观点，早已成了心灵之惯见成分的那些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即假设固定的与最终的东西优于其他一切；他们都基于一种态度，即视变化与起源为缺憾与不实在之征象。《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这本书，在处理绝对常恒之神圣法柜时，在把向来视为固定与完善之典型的各种形式当做有生灭的东西而处置时，引进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终归会使知识的逻辑整个改变，因而使有关道德、政治与宗教的探讨整个改变。（注：伯曼·西方近代思想史：27～28）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和进化论学说的传播将文艺复兴以来凸现出来的变化的观念在19世纪后期推到了中心的地位。达尔文使一切固定和不变的东西失去了合理性，我们的宇宙成了一个充满变动的宇宙。陈兼善在评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说：“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一八五九年以前的世界和一八五九年以后的世界，中间可以划一鸿沟。”他说，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分开的这两个时代，“无论学术思想政治宗教各方面，其色彩迥乎不同。”1859年以后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变”。（注：陈兼善·达尔文以后之进化论·民铎·3卷5号，1922(5)）1859年之后一些重要的有特色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把自己的哲学和思想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上，例如尼采、柏格森、杜威等。柏格森和杜威出生于《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他们的哲学摧毁了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使世界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胡适在评论《物种起源》（胡适译为《物种由来》）对于哲学和世界观的巨大影响时说：“把‘类’和‘由来’连在一块，便是革命的表示，因为自古以来，哲学家以为‘类’是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没有‘由来’了。”（注：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史·世界图书馆，1925:15）冯友兰说：“柏格森哲学的特色，固在他本体论上的一个‘变’字，……所以他的哲学，称为‘变之哲学(Philosophy of Change)。”（注：冯友兰·柏格森的哲学方法·民铎·3卷1号，1921(12)）张君励在评论柏格森在哲学上划时代性的意义时说： 呜呼！康德以来之哲学家，其推倒众说，独辟蹊径者，柏格森殆一人而已。昔之哲学家之根本义，曰常，曰不变，而柏氏之根本义，则曰变曰动。昔之哲学家曰，先有物而后有变有动，而柏氏则曰先有变有动而后有物。惟先物而后变动焉，故以物为元始的，而变动为后起的。惟先变动而后物焉，故以动为元始的，而物为后起的。……昔之哲学家曰，求真理之具曰官觉、曰概念、曰判断。柏氏曰，世界之元始的实在曰变动。故官觉、概念、判断三者，不过此变动之片断的照相。（注：张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民铎·3卷1号，1921(12)） 1922年，梁启超在《生物学在学术上之位置》中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巨大影响说：“一种学问出来能影响于一切学问而且改变全社会一般人心，我想自有学问以来，能够比得上生物学的再没有第二种。”（注：梁启超·生物学在学术上之位置·饮冰室文集（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达尔文的进化论远远越出了生物学的范围，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成为人们思想的基础。它已经渗透到人们意识的深处，改变了人类思维的方式。孙中山说：“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说，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注：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155）进化论已经成为苏珊·朗格所说的“大观念”，它把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的流变观念以一种集中凝炼的方式最为明确地表达出来，成为现代世界最为根本的释义形式。 现代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更以一种浓缩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它强烈的现代性意义。在1873年翻译的英国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当时译为雷侠儿《地质浅舞》）中进化论就开始进入到了中国，但当时并未在思想上产生影响。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和“西方的冲击”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的冲击”的理论表现。进化论在中国开始成为一种意识到的理论资源是在19世纪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高涨，也即中国开始进入自觉的现代化追求之际。从通商口岸传人的进化论思想通过道咸以来不断兴盛的今文经学开始获得了有力的表达方式，同时也使传统的古老经学获得了现代性的意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对于《礼记》、《春秋》等传统典籍的阐释中，进化论开始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播撒了出来。 康有为在对《春秋》“三世”的阐释中第一次赋予了历史以变化和进步的形式，第一次将历史从漫无方向的轮回里转向了未来进步的目的。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梁启超在评述康有为的“三世”说的进化论意义时说：“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99）进化的理念使“新”成为了神圣的事物，“变”成为了必然的规律。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说：“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姜义华，吴根樑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69）资产阶级维新派以今文学为他们的变法维新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为他们的变法维新提供合法的依据。康有为说：“《春秋》三世，取其变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此意也。”（注：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纪·康有为全集（第二集）：247）他将儒家典籍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重新组织成了新的秩序和意义世界。“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他充分将传统经典中变化求新的意义阐释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注：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161～162）变化终于代替“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上升为宇宙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