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 （2006）05—0066—04 200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来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会议，会上他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中国学术界21世纪初一场较为持久的关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话题的讨论。笔者以为，米勒提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中生有，在米勒的思想中，有一个就此问题思考的发展轨迹。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米勒发表了多篇论述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应对策略的文章，笔者拟将这些文章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看看米勒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梳理一下米勒提出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希望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关于文学研究的启示。 笔者把米勒就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和应对的论述文章按三个时间点进行论述，每两个时间点的跨度大约为10年，把与该时间点年代接近的文章划归该时间点之内，集中论述。这三个时间点分别是1979、1989、2000年。 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与大力倡导解构批评 1979年，经过不懈的写作和与艾布拉姆斯等人的论战，米勒代表的解构批评进入了美国主流批评之中。当时虽有文学研究消亡的论调，但米勒对文学及文学解构研究充满了信心，并力图开拓新的疆土。这体现在《在边缘：当代批评的交叉口》（1979）、《当前修辞研究的功能》（1979）两篇文章中。 《在边缘》一文中，米勒描述了当时文学研究的现状，并试图对文学研究的发展指明方向。他认为，当时美国的文学研究正处于“交叉口”上。那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英语系在美国大学正在消失或被边缘化，一种新型的学科——修辞和写作教学，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型的学科将会取代英语系，或者至少将英语系的地位降低至古典系的现状。“当前美国大学中庞大的、实力雄厚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系科的现状，可能仅仅是一种相对短暂的现象，不会超过一个世纪。”[1](P252) 米勒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变化像其他学科一样，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文学系不会那么快就消失。他承认当时的美国文学研究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在发生着巨变，不过这些变化为解构批评带来了机会。 米勒指出，那个年代主要的变化之一是由学科之外、由社会造成的。具体表现为，大学英文系（相当于我们的中文系）的学生急剧减少，文学的传统文化功能被电视等取代。“纵观我们的文化，阅读文学作品已经日复一日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读小说、诗歌或是剧本，甚至看一部戏剧，在今天逐渐变成了做作的、边缘的、迂腐的活动。”[1](P253) 大学以英国——欧洲边缘的岛国——的文学为研究对象显得很反常，人们觉得应该读其他语言的文学。英文系学生的英文读写能力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很多大学文学教授被迫去从事写作教学，年轻人也“开始在写作上追名逐利，寻求在修辞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心理学上的训练，而放弃了狭隘的、传统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1](P254) 另一变化来自学科内部。主要表现为，研究文学成为国际性的事情，如果研究英美文学，就不得不阅读欧洲大陆的批评理论；另一方面，多种多样的文学方法论供人选择。这些方法有新批评、原型批评、实用主义文学史、意识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拉康）、马克思社会学批评、接受美学、解构批评等。总体来看，学科外部的变化使人们注意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学科内部选择方法困难。总之，“当前的美国文学研究，正处于非同寻常的流变或是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变化很可能要超出往常的速度。变革主要源于早期来自内部的推动力与来自外部的压力。……我的诸多同仁感到处于边缘地带，并且因此焦躁不安，这也不足为怪。”[1](P256) 试想一下，1979年正是中国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文学开始红火的年代，在美国，文学研究者已经感受到了文学研究边缘化的冲击。 米勒虽然注意文学文化功能的逐渐消失，但并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探索，这些变化反而成为他倡导推广解构批评或者说修辞批评适当的契机。米勒将当时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形而上的”，一种是反形而上的或者“解构主义的”。米勒认为，美国的文学研究之路的真正的分叉口就在于这两种占有模式之间，即讲授文学的模式和写作文学的模式。前者为某个中心的先决条件所控制，后一种阅读模式相对更开放，对文本的无穷无尽的奇异性开放。米勒说，“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学研究模式，既能而且应该进入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起步，但在我看来，教学大纲向此方向的进一步发展——从基础的阅读、写作到最高级的研究生研讨班课程——将是当今人文研究的一项任务。”[1](P269) 米勒希望解构批评进入到大学课程之中。 米勒在《当前修辞研究的功能》一文中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的描述与上文大致相同，他认为，“目前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振文学研究和说明文写作的机会。”[1](P77) 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在于， 英国及美国文学伟大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范本，对它们的研究会始终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学习写作和阅读是密不可分的。好的英语文学系从来都是将教授阅读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1](P81) 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和写作综合起来的关键就是“修辞研究”，也就是象征语言的研究，也就是解构批评。米勒认为，“它（解构）预示着说明文写作和文学研究的结合，我坚信这是现在我们从事的职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1](P83) 可见，米勒认为当时重振文学研究的关键在于他主张的解构批评。 在这一年，解构批评看起来如日中天，但事实上，当时文学批评内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从语言向历史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向在1986年及以后大规模地发生了。 二、应对文化研究的挑战，为解构批评辩护 1986年，也就是在极力倡导解构批评大约10年之后，整个美国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规模转向，米勒又是如何描述及应对当时美国文学研究现状的呢？1989年前后，主要有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1986）、《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1989）、《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1994）。 在《理论的胜利》一文中，针对文学研究的转向和对解构理论的批评，米勒做出回应并为解构批评辩护。他指出，美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是转向历史和抵制理论的作用；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是全球性理论的胜利。针对那些转向历史、物质基础的观点，米勒认为，物质的概念是极有问题的概念，“物质基础的概念包括比喻的呼语（apostrophe）、词的误用、拟人法（prosopopoeia）重叠和岔开的修辞研究领域。”[1](P245) 因此，对于物质问题的掌握，只能通过研究并理解这些转义才能获得。解构批评就是对语言的转义的研究，因此，所谓转向历史的研究也必须以解构批评为基础。“为此，我肯定地说，文学研究的将来取决于保持并发展今天普遍称之为‘解构’（deconstruction）的修辞阅读。”[1](P245) 针对右翼的批评，米勒认为，“解构决不意味着摧毁文学研究，也不意味着加重英语研究或人文主义研究上的危机，而是相反，解构与文学理论恰好是反映实际情况的——文化的、经济的、制度的、技术上的——惟一途径。”[1](P246) 针对左翼，米勒建议左翼人士加入修辞（解构）批评的队伍。米勒既反驳右翼和左翼对解构理论的指责，又想把他们吸引到解构批评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