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审视当前文学批评的若干现象 时间：1999年12月8日 地点：文新联合报业大厦 与会者：徐俊西（文艺评论家） 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安忆（作家） 秦文君（作家） 梁永安（复旦大学副教授）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王光东（上海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 召集者：文汇报特刊部《书缘》专刊 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 ——勿把王朔金庸之“争”狭隘化 王安忆：客观地说，我觉得王朔批评金庸的文章写得不错，并且就这篇文章来说，王朔似乎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玩世不恭，相反倒是蛮严肃的，蛮有人文关怀的。我觉得王朔是借题发挥，他借骂金庸表达了对现在的人文环境的一些看法，其中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而媒体一再要求金庸出来作答，反而把这场讨论狭隘化了，变成了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争执，变成两个作家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了。如果能把这场讨论向健康的方向引，可能会好一些。 王朔虽然是借题发挥，但他这人话不好好说。我觉得金庸表现得很好，因为王朔有些话很无理。从辈分上来说，一个是长者，一个是晚辈，也不能这样说话。换作我，理都不会理他。但金庸脾气很好，很大度，表现出宽厚的长者风范。 徐俊西：王朔的这篇文章倒不是痞味很重的，不是有意和金庸过不去，而是想借此表示他的一些想法。王朔要抓住一个能够引起轰动的对象，于是找了金庸这样一个最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人物，想通过骂他震惊一下文坛，因此故意把一些问题说得很极端（王安忆插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故作惊人之笔，现在有人想借批名家自己出名，王朔倒不一定有这个动机。他文中的看法也不无道理，比如对金庸小说“套路”等的批评。 另一方面，我觉得金庸在批评问题上的大度，表面上很谦虚，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想吸取王朔文章中一些合理的东西，或者对王朔批评的偏差进行反驳，金庸的“大肚能容”，那种所谓的“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宽容，实际上也不利于批评的深入开展。在王金之“争”上，我觉得两方面都有态度问题。 秦文君：看王朔的文章当时觉得王朔心里有气，可能是因为金庸被捧得太高的缘故。金庸的作品在新武侠小说里面应该说是第一块牌子，但总的看来，它还是一种通俗的东西，文化含量、文学含量、灵魂性的东西比较少。王朔的批评可能与金庸在我们文学中的过高的位置有关，所谓物极必反。如果王朔的批评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吵架”，任其自生自灭，“吵”完之后，金庸还是金庸，王朔还是王朔，文坛还是文坛，那就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目的，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 王晓明：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这下子文坛有好戏看了”。文章说这两个人都是不好的人，现在他们自己“咬”起来了，说得很刻薄。这种心情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包括《十作家批判书》，大家不愿好好地认真严肃地面对一件事情，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抱着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好像自己置身于事外，这其实是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放弃，然后就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在旁边冷嘲，连热骂也没有。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 《十作家批判书》：当代文化的一个案例 ——商业原则正向文化领域推进 徐俊西：看了《十作家批判书》，感觉里面很可能有商业的、个人出风头的动机，但客观上，毕竟文坛批评寂寞了这么多年，需要震荡一下，引起一些轰动，就不能用平常的、正常的手段，它就要采用策略。一个策略就是抓住一些大的对象，大家关心的那些人；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我要么不批，要批就把问题“上纲上线”，弄得很极端，让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或许作家本身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不能排除出版商有商业炒作的动机。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可以对前些时无声无息的文坛有所触动。对名人包括大师，能从反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尽管有些是过头的，却能促使人们思考。文学艺术不存在不能批评的东西，批评是很正常的；对目前这种现象我觉得不必大惊小怪，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功过得失，并加以引导。 另一方面，我觉得批评不管怎么尖锐、直率，不要故意哗众取宠，丑化或者过分的挖苦，这种方式往往会使批评适得其反；本来你的意见也许有可能得到人家的赞同，但方式不当，反而会令人反感，更难以被人接受。比如《十作家批判书》中对《围城》的批评，你说它不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经典，可以，但你一定要说它是“伪经典”，好像它是冒牌货、假货，完全没有价值，这就不妥当了；文章的一些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说得有些过分，有些则是故意找茬，站不住脚的，如说《围城》作为一本小说，什么东西都有了，就是没有小说，这就不对了。批评最主要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还是要以理服人。现在的这种批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容忍，但不是正常的批评，还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批评。现在有必要建立批评平台，倡导平等的、多元化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梁永安：我感觉《十作家批判书》跟王朔对金庸的批评还不太一样。王朔是借题发挥，他的语言方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他这个人的风格就是这样，但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还是比较严肃的，王朔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价值观，里面有严肃的价值面；而《十作家批判书》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比较漫画化。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些文章有一定的学术见解，如朱大可的那篇还是不错的；有些文章前面谈得还是可以的，但结论却一下子滑向谩骂。出现这一问题，我觉得可能要从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找寻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还有农民传统的一家独尊、排斥其他的心理，对文学作品的评判也是如此，要么捧上天，要么批得一钱不值，不善于多元共存，特别不善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多种文化的合理成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