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文学阶段 中国新文学发展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前30年是一个大阶段，后50年又是一个大阶段。一般指称前一阶段为现代文学，后一阶段为当代文学。这两个大阶段，又可按不同的切割，作更为具体的划分。但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划分，已约定俗成，并无太多争议。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始于1949年而无限延长的当代文学的命名，近年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当然也有学界同人重新约定和认同的问题。本文的论述仍然沿用目前通用的“当代文学”的概念，而且仍然遵从以1949年为这一阶段文学的起点的惯例。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以这一年为标志，中国的政局有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政治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很多的时候政局的变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几乎就是决定性的。何况，以往呈整体状态的文学，也是以这一年份为标志，开始了以台湾海峡为分界的同一文化母体的一体异向的发展。两岸三地的文学从此开始了历时数十年的既彼此分割、又相互补充、相互辉映的历史性时期。这也是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所仅见的。 这一阶段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变革的特殊文学阶段。一方面是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传统得到延续，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文学的若干品质产生了大的变异，原来的文学流向有了重大的改变。由此生发出有异于前的文学新质，它无疑是对新文学历史的一次改写，同时又以它的特质给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的经验。这些文学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学的内容有了新的拓展，即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大量地涌进文学。当然，与此同时，更多的旧的生活和旧的人物也退出了文学。在这一进一退之间，文学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 强国新民传统与社会功利主义 中国当代文学直接承继了近代以来文学强国新民的传统。中国几代的社会精英，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四方求索而救国无门。当军事上连连败绩而实业救国或洋务运动等又无以奏效的时候，文学则成了他们实现强国新民理想的重要选择。这些新进的知识者认为，强国在于新民，新民必先铸魂，而诗歌、小说、戏剧和各种文章则是唤醒民众的可行方式。由此可见当时文学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作家想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全面革新的努力，使之有效地接近民众、并为民众所接受。这正是使文学有益于改造民众这一思路的延展。由此，我们看到了从新文学革命开始的“为人生”，到后来的“为救亡”、“为国防”、“为政治”，以及每一个时期都有的“为……”的号召、主张和实践，其中的用意也正在于使文学能够和社会的发展、民心的建设结合起来。 这些因素，自然地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功利主义的理念。文学尽管有多种功能，但“文为世用”的观念，却是中国人自古而有。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而把这种“有用”的文学观念加以改造、并大面积地移用于政治的动机、直接为政治服务，则以中国当代文学为极致。早在抗战结束之后的国内战争时期，即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想出现。所谓“工农兵”，工人及士兵都来自农民，其中心则是农民。中国以农立国，抗日战争的主力是农民，广大的根据地也在农村，把文学发展的基点放置于农村，则是社会情势之必然。 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根据地转向全中国，胜利者把赢得胜利的经验，带到了建设新的生活之中，其中也包括“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经验，并把这种文学经验上升为中国文学的方向。1949年7月5日，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其中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用不容置辩的坚定的语气来说这番话，这番话决非随意而为。1949年以后的全部事实，证明中国文艺正是按照他所表达的路线和方向来进行的。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学社会功利主义在当代的强化。 农民文化的支持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不仅是由于新建立的政权的行政力量坚强有力，以及决心的坚定，而且，还由于在这一经验的背后，是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习惯和趣味，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文明和农民文化。 乡土中国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一直贯穿并折磨着中国文学的全部进程。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农业国，农人们创造了田园式的乡村文化，它成为主导式的文化形态。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是先天地力量单薄，它没有根。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本身就出身于乡村，即使来自中小城市的，他们的根底还是乡村。他们是从那些地方走进大城市、并经由诸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走向西方。他们为中国引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火种，用以烛照封建中国的暗夜。这些受到西方熏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特定的时代（例如“五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在通常时期，他们则始终被乡土中国文化所包围。他们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这不仅表现在内地，也表现在战争时期的延安。当民众（包括当日的军队及其干部）比较乐于接受“小放牛”时，在那里引进并演出《大雷雨》或曹禺的作品就显得有些突兀。许多文艺的悲剧由此产生。50年代围绕《我们夫妇之间》的争论和批判，其实也就是乡村和都市的文化冲突的外现。这种文化冲突的思想，在韦君宜的《露莎的路》中也有涉及。“亭子间”里的大小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趣味和习惯带到了延安的窑洞，这在当时是显得有些荒唐的。
